当初太宗皇帝驾崩之前，杜睿和褚遂良共领托孤之重，如今仅仅过去了十年的时间，这样的角色在此落在了杜睿的头上。
如果可以的话，杜睿并不想拥有这等在旁人看来万份荣耀的托孤之恩，做这个顾命大臣，因为纵观历史，但凡是坐上了这个位子的，大多都不会有好下场。
“顾命大臣”一般是由先皇亲自挑选的老成持重、才德超卓的大臣，以辅佐继位的小皇帝。顾命大臣代替皇帝执掌朝政，在朝中权高势大、说一不二，甚而能决定皇帝的废立。然而，“无限风光在险峰”，风光与风险往往是相伴相生的。透过顾命大臣的表面风光，不难看到，这其实是个险活儿，甚至是个玩命的活儿。
顾命一词来自《尚书•顾命》篇。《尚书•周书》是一篇周初重要文献,记载周成王病重召见几位大臣,顾命他们辅佐其儿子康王嗣位。
顾命大臣，是皇帝死后,继承皇位的皇帝年幼不足以听政，故在先皇临死前，托付给心腹大臣来辅佐下一位皇帝。因皇帝年幼若仅托付于一人，又恐其扰乱朝纲,为所欲为。一般都有多个顾命大臣来辅佐，借以相互监督。
按照周礼，年幼的皇帝在18岁前是不可直接理政的，后宫女人在理论上也是被排除在政权范围内的，这时需要有几位成年男性来处理政务，人选一般是由前朝皇帝生前指定，取得权利上的合法性，职责是理政，当然名誉上是帮助年幼皇帝理政，等到皇帝18岁后就要还政，又称为归政。
在君主世袭的社会下，国君早逝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可从来没有国君愿意将自己的天下传给外人，而是义无反顾的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无论这小孩有多小。
看看东汉的情况吧，从汉明帝刘庄以后，就没有那个即位的君主是成年的了，甚至是刚出生才一个月就稀里糊涂的登上了别人追求一世都还没有得到的龙椅，于是东汉十个未成年的皇帝拱手让大汉的江山送给了外戚和宦官。
为避免这种情况，君王往往在弥留之际设下所谓的顾命大臣来辅政。在君王理想条件下，由可信任的大臣来处理朝政、教导幼君，远比外戚要可靠的多，更别说是为人不齿的宦官了，原因有很多。
首先，大臣是有能力的，这点无需赘言；其次，大臣是自己亲手选定的，往往世受皇恩，而现在正是他们报答的时候；再者，辅政大臣不像外戚，有后宫的支持，也不像宦官整日与君主相处，以至监视。
有如是三点，辅政大臣的人选不难确定，举几个有名的例子即可以说明了：周成王的周公，刘裕的檀道济、徐羡之、傅亮、谢晦，顺治的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额必隆，等等。
可是凡是往往事与愿违，辅政大臣真的可以做到君王的设想吗？
答案是否定的。
受命辅政，辅臣可谓大权独揽，难免趾高气昂。于是，他们很容易使幼主不满、群臣忌恨，自己的处境便显得岌岌可危。
试想一下，像周公这样的圣人，都曾经遭到过弹劾、诬陷，他人可以避免吗？
更可怕的是如果辅臣有自立为君的野心，那岂不是得到的就是一场政变？
譬如曹魏之顾命大臣司马懿扶植自己的两个儿子，攫取了最高权力，改朝换代。
像康熙时的鳌拜这样专政的也就没有了好下场了，鳌拜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老死狱中。
刘宋的四大辅臣情况稍复杂些，他们是忠臣，但他们废了刘裕托付给他们的少帝，改立文帝，他们绝不会是奸臣，否则他们改立的会是一个年级更小的皇帝，而不是仅比少帝小一岁的文帝。
按理说文帝应该感激四大辅臣的恩德，然而文帝看到更多的是四人的权倾朝野，皇帝说废就废，说立就立，自己稍有不当，有朝一日，也会被废。
于是四辅臣在政变中三人被杀，最后的檀道济也是枉死，可悲可叹！
辅臣的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难以调和。忠心的辅臣兢兢业业，严厉要求教导幼主，也就在幼主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张居正忙活半生，得到的是死后凄惨的结局，历史上的长孙无忌、褚遂良也是大忠臣啊，可高宗为了武则天这个新宠，也就顾不上那些老臣的命运了。
更可悲的是咸丰皇帝的八大顾命大臣，没享受几天好日子就给野心勃勃的慈禧和鬼子六给收拾了。
想必那些辅臣在先皇临终时接受顾命大臣的任命之时，一定会痛哭流涕、跪在那里齐声喊着：“臣等定当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可他们喊着这句话的时候可曾想到了日后真的身首异处、被杀万次？
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位称得上是顾命大臣的就是被后世无限称颂的圣人周公了，周公旦，周文王之四子，周武王之弟，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元圣”，儒学先驱。
周公从小就孝敬父母，诚实忠厚，多才多艺，聪明伶俐，深得文王的喜爱。文王在世的时候，周公和他的哥哥姬发常在他的左右，帮助处理政务。
周武王继位后，周公成为武王的助手。他在周灭商之战中，“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这时候，周公的地位和老臣姜太公相当，都是武王左右最得力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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