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鹿君，转进吧。刚才，我与防守车站的第16联队后藤十郎大佐联系过了，他的联队刚一离开车站，就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强势阻击，战车、火炮很快就把他的联队给打散了！猪鹿君，转进吧。也许，我们就不该来这察哈尔。”筱原诚一郎少将见后藤十郎大佐要去“殉国”，像个预言家一样劝阻道。
“那……东条司令官怎么说？”猪鹿有些不放心。
“东条君也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就是他让我们转进！”筱原诚一郎侧耳听了听大营外的炮声说道。
“那……方面军司令部呢？”
“猪鹿君，你不觉得最近方面军司令部已经焦头烂额了吗？即便驻北平的皇军愿意前来指导战斗，你觉得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我们向哪儿转进？”猎鹿大佐不知是咋想的，叫他逃命他还问这问那的。
“南口，那儿是本多君的第二混成旅团，再说，那儿距华北方面军很近，我估计中国军队不会向北平方向攻击。”
“转进——”猪鹿突然声嘶力竭地吼了一句，似在发泄心中的郁闷：战功啊！为何你离我总是那么遥远！
张家口的战斗与怀来差不了多少，说得上激烈，但说不上惨烈。也许，是因为武爱华带给国防军上上下下强烈的自信心，以及对于战场的处置的果决，再加上国防军的装备确实比日军要高一个档次，日军战败似乎就成了必然。
惟一令人遗憾的是东条英机等人包括各位旅团长、联队长，竟然最后是乘马逃脱的。王伟清，本来是安排有一个战车营准备堵鬼子的退路的，谁知筱原诚一郎和猪鹿大佐“转进”开始就骑上了马匹，在少量骑兵的保护下迅速地隐入了夜色。
这个察哈尔派遣兵团怎么会如此“脓包”，连剖腹谢罪都不会？这不是察哈尔派遣兵团脓包，而是东条英机这人脓包，试想一下，二战后期东条英机竟然可以坐上日本首相的位置，其政治手腕、权利欲望自然可以让他在关键时刻保住自己的生命，他还有大好的前程没有挥霍，又怎么舍得剖腹谢罪呢。
再说，东条英机此时还有一重身份，那就是关东军参谋长，即便植田谦吉大将想让他死，也得考虑到大本营的态度。
日军察哈尔兵团不到一个晚上就战败的消息，让武爱华立即开始执行第二步计划：由国防军第9骑兵师配合教导师扫荡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部队。这支部队，在历史上危害甚大，其4万余人的部队助纣为虐，将本来就非常复杂的华北局势更更加复杂化，从而让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了对察哈尔的控制。
武爱华特别指示：一定要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民族败类干净、彻底地扫除之；一定要活捉并处死信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活捉并处死于品卿、夏恭等伪蒙古政府高官。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前身是伪“蒙古军政府”，为“蒙独”领袖内蒙古王公德王（德穆楚克鲁普亲王）创建。九一八事变后，“德王”出任锡盟盟长，复辟蒙古帝国的野心日益膨胀。此时，日本关东军为了谋取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
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袂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老蒋担心德王投向日本，决定退让一步，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德王在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以云王为主席，索王为副主席，卓特巴扎布为政务院长，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在成立会上宣称要“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帮助下，驱逐党国，实现蒙古建国”。
虽然德王的伪蒙古军政府势力被中央政府几次打击，但其分裂、独立的野心不死，趁七七事变爆炸之际，与日军勾结，竟然又重新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直接隶属于日本关东军的保护之下。如果没有武爱华穿越而来，没有国防军，这个“伪政府”竟然一直会存在到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时为止，而德王等汉奸竟然逃遁成功，没有接受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审判。
对这样祸国殃民的大汉奸，武爱华对之可谓“恨之入骨”，焉有放过之理！
此时，国防军第9骑兵师已经恢复到一个团的骑兵，包括骑兵师警卫连、骑炮连在内，一共3个营11个连1200名骑兵。这个兵力，在过去就是第9骑兵师的全部兵力，但是，武爱华不搞这么小的骑兵师，要搞就搞大的，至少要达到4000名骑兵左右的规模。
接到武爱华的命令，教导师与第9骑兵师一分为四：一路直插崇礼、赤城、沽源；二路剑指张北、康保；三路直接向西，接受多伦、包头；最后一路留守张家口。其中，装甲师第3团转移至怀来，接受王伟清师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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