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吴三桂的那个所谓借虏平贼，弘光朝能够将其依为国策，除了当时朝中文恬武嬉、江北四镇和楚镇拥兵自重，无力收回失地，但更重要的是，明廷代表的儒家地主阶级的利益，吴三桂借虏平贼，平的厉行拷掠的闯贼李自成，士绅们出于阶级属性也只会大声叫好，甚至清军借此站稳脚跟，也一样有士绅为其辩解。
陈文记得，上学时的课本上曾提及过一位奋起抗清，殉国前怒斥洪承畴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其实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同样是一位抗清义士，而且还是当时江南著名的士人，与陈子龙并称陈夏。
关于吴三桂降清，夏允彝在死前修撰完成的著作《幸存录》中便有提及——“三桂少年，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所以诱致之者甚至，三桂终不从。都城已破，以杀寇自矢。包胥复楚，三桂无愧焉。包胥借秦兵而获存楚社，三桂借东夷而东夷遂吞我中华，岂三桂罪哉！所遭之不幸耳。”这其中为吴三桂辩解之意，惋惜之情，充分的表现在了字里行间。
一位抗清至死的义士尚且如此，其他士人就更多有对吴三桂心存期寄的了。此番吴三桂反正，民间就曾有过要求江浙明军增援的说法，其中多是士人在诗会、酒宴中畅谈国事的段子。
不过，他们却并不敢跑到齐王府“献计”，更别说是如那些老前辈般裹挟民意来逼迫陈文出兵。无利不起早是一点，关键还是在于，不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这些人根本没有招惹陈文这个杀神的勇气。
陈文控制的最为核心，也是收复最久的地区，无非是南直隶、浙江、江西三省。这些地方原本士绅力量都是极为强大的，否则也诞生不了东林党这样的怪物出来。
奈何，江西累经战乱，早已是残破不堪，士绅力量大损。浙东八府，金衢严处台温的士绅被陈文折腾过了几轮，畏惧最深；而宁绍的士绅则在黄宗羲复起大兰山时就已经被当时陈文碾压八旗军的战况吓坏了，更不敢多嘴。
至于江南士绅，济尔哈朗和马国柱那段最后的疯狂，他们就被狠狠的杀了一批，陈文收复南京之后又以为那些义士伸张正义为名再度杀了一批，有胆量抗清或是亲近满清大多都已经成了刀下鬼了。哪怕无论什么时候，墙头草永远是最多的，实力上还是不匪，但是事不关己，胆量上也未必真的敢如何了。
可是，由于江浙明军没有增援吴三桂，一些士绅的牢骚话陈文通过监察司却还是听了个满耳，甚至就连南京大学堂里都有这样的讨论。
而据陈文所知，张煌言平日里与那些江浙的士绅们就光有往来，其中如邀请张煌言加入海外几社的那位徐孚远，不仅是鲁监国朝的左佥都御史，更是夏允彝的至交好友，与其一同起兵抗清。
有了这层关系，张煌言此番暴怒，是否有着借此发难的潜在意图，陈文愿意相信张煌言的人品，但若是其人被那些士绅挑唆了，却也是需要提防的。
然而，听到陈文由此一问，张煌言的眉头也当即便皱了起来，当即便厉声回道：“齐王殿下想得太多了，下官没有那个功夫为吴三桂那个墙头草说项。朝廷危在旦夕时他在干什么，在跟着鞑子大肆屠戮陕西的抗清义军。”
“下官虽然不才，但是这么多年庶务处置下来，却也知道，看人还是要看如何做的，而不是看他如何说的。更何况，就连那份檄文，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若非是鞑子显了颓势，吴三桂只怕要给鞑子当一辈子的奴才，下官凭什么替这么个汉奸说话？！”
张煌言言尽于此，陈文也是点了点头，他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一个不受明朝祖制约束的，更有发展潜力以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
江浙明军内部，绝大多数的官员都对此怀着支持的态度，因为在陈文的麾下，他们的权利比以前更大了，生活条件比以前更好了，虽然受到的约束也更多了，但是这个团体的生机勃勃却是远比制度运行两百多年已然腐朽的残明要更有生机的。
可是即便如此，一样还有对明廷报之以希望的人在，张煌言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陈文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
“吴三桂，一个如同尚可喜、耿继茂般的汉奸，无非是看到鞑子势衰才会跳出来火中取栗。本王相信张尚书绝非口是心非之徒，既然与吴三桂那厮无关，那么本王也说两句。”
由于首级从准格尔送到京城是需要大量的时间，陈文还没有接到吴三桂身死的消息。即便知道了，他也只会讥笑一句这是引清兵入关的报应，活该。
此时此刻，张煌言袒露心扉，在场的官员们虽然不满于其人此前的揣测，但是对于这位兵部尚书的人品还是认同的，而陈文也在公开表示了对此的看法之后，也就着此前的问题说出了他的想法。
“这些年，泰西与我中国，有合作，但更多的还是冲突。以澳门的葡人为例，他们从广东、到浙江，再到福建，最后又回到了广东，几经辗转，所到之处无不是他们在其他地方的那般海盗行径，劫掠民财、残害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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