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望说的对，曹从龙确实不能死，更不能死在陈文的手里。
当年袁崇焕擅自矫旨杀死了持节武将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其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东江镇的混乱，还为登州之乱与大批东江军降清埋下了伏笔。袁崇焕打碎了明朝文武之间最后的一点儿信任，破坏了制度的完整性，使得自崇祯朝开始各路明军武将开始自发的藩镇化，以保护身家性命，王朝对于武装力量的掌控能力也开始急速下降，更是深刻的影响到了南明的抗清运动。
陈文身为伯爵，有尚方宝剑在手，按道理来说，他是拥有便宜行事的权利的，但是尚方宝剑的权利并不足以让陈文有权处死像曹从龙这等官职的文臣，尤其此人还是他麾下这支官军的监军。
说明白一点儿，哪怕曹从龙发起叛乱，罪该万死，处死这厮的权利也只有鲁监国才有！
制度是一个团体立足于世的基石，陈文如果处死了曹从龙，那么不仅仅会导致明廷最后剩下的哪一点儿可怜兮兮的权威势必将荡然无存，破坏了制度和默契的陈文也将成为公敌。而这还意味着彻底孤立化，以及他打算建立起的监军制度胎死腹中。
陈文知道，俞国望相信他能够想明白这一切的利害关系，只是唯恐他想明白此事时已经晚了，而且俞国望自知命不久矣，想要把这块心头大石落定下来才能安心闭上眼睛。
看着这个时代少有的能够信任的盟友在油尽灯枯的当下殷切的看着自己，陈文很清楚俞国望此举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明廷的权威，同时也是为了他的未来着想——为了他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一起驱除鞑虏，也为了他日后能够不为千夫所指。
稳固自身势力，还是满足一时之快，自知无法通过亲手将其千刀万剐得以快意恩仇的陈文满足了俞国望的恳求，也亲手送了这位老将军的最后一程。
曹从龙发起这场叛乱，究其原因乃是出于对鲁监国集团的忠诚，而俞国望劝说陈文将处断曹从龙生死的权利交给监国鲁王，同样是出于对鲁监国集团的忠诚。可是，一个忠臣把另一个忠臣气死了，还破坏了浙江此前形势一片大好的抗清大局。
这样的忠臣，陈文宁可他们不存在这个世上，或许这样对于时代、对于当下和后世的所有人来说都来得更好一些！
“我可以不杀他，但是这不代表我不会让他生不如死，不会让他遗臭万年！”
借着搞清楚台州清军动向的时间，陈文参加了俞国望的丧礼。与此同时，陈国宝也兵不血刃的收复了武义、永康和缙云三县，重新恢复了明军的控制区。
武义县的叛军发现大队的平叛军入境后便放弃了抵抗，选择归降，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守住那座周长十里、大小九门的县城；而缙云县则是再现了去年的那一幕——明军的威慑力将处州清军吓退，放弃了那座没有城墙的县城。
至于永康县，在曹从龙的情报中，守军的主将和副手内讧，各自占据了一半的县城，谁也奈何不了谁。可是等陈国宝抵达那里的时候，才发现这两个家伙分明就是唱了一出大戏给曹从龙看，为的就是既能保住军官的家眷，又可以保证县城不被叛军所得。从现在看来，计谋虽然有些拙劣，但是效果倒还不错。
玉山镇的情况很快就搞清楚了，仓储全部被焚毁，但是马信率领的台州清军却撤回了天台县，并不存在继续进犯东阳县的迹象。这样一来，曹从龙之乱爆发不到一个月，陈文的迅速平叛便得以重新恢复了原本的控制区。
然而，各县是重新回到了明军的怀抱，可是先前下达的勒令解散团练的命令却显然没有重新拿下被叛军和清军占领的各县县城那般轻而易举。
田土，对于中国人而言，乃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明时的士绅富户利用政策漏洞来损公自肥，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抗税之事也是年年皆有，不足为奇。
明朝优待读书人的政策在这两百余年中早已没了原来的味道，士绅们不仅利用政策勾结地方官吏将不在免税范围内的田土的税赋隐瞒下来，还诱使、强迫百姓投献，更有甚者还私藏逃犯逼迫良民为奴。
组建团练以护卫乡里的命令一经下达，习惯于找政策漏洞的各县士绅富户便把养在暗处的豪猾之徒放了出来，以组建团练需要田土养兵为名大肆占地。这些被强占的土地不仅限于荒地，其中更多是在耕民田，更有甚者还强夺军田，将手伸到了他们欺负了两百余的“卫所”上面。至于强迫百姓卖身为奴，***女、杀人越货之事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个多月下来，团练的军官、士卒还是那群豪猾之徒和佃户、家奴，曹从龙下达的训练的任务也因为抢占田土而搁置。如此一算，解散团练，其实对于各县的士绅富户来说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然则陈文在勒令他们解散团练的同时归还所占田土，这就触到了他们的逆鳞。
自政令下达，畏于陈文声势，各县士绅富户大多表示愿意解散团练，但是各地经过了小范围的串联，很快就统一了口径，或表示所占田土乃是公平交易，并非强占，或表示荒地为刁民强占，他们在为朝廷夺回的过程中损伤了人丁，认为田土应该补偿他们受到的损失，就连强占军田的也将黑锅扣在了一些不想干或是胁从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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