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打到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陆战师攻入孟买时，这场战争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
在新德里沦陷后，印军士气一落千丈，即便不考虑装备上的差距，印军官兵也没有信心击败中国军队。
当时，印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怎么打，而是如何稳定军心。
根据中国国防部在战后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在四月二十日之前，在没有交战的情况下向中国军队投降的印军官兵就超过了十五万，大部分都是逃兵，而且这些官兵大多来自印度西北地区。
事实上，印军的情况比此严重得多。
为了稳定军心，印军在三月底就把宪兵派往各个营级部队，授权宪兵可以在未审判的情况下枪决逃兵。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统计，印度在战争期间至少枪决了数千名逃兵。
问题是，这么做根本没有用。
高压措施能够阻止部分士兵逃亡，却不能提升士气。更重要的是，宪兵不可能随时都跟在军人身后。
在前线地区，一些部队甚至有半数以上的官兵当了逃兵。
直接向中国军队投降的只是少数，大部分逃兵都藏在民间，有的还想方设法的返回了占领区内的故土。
到了四月下旬，印军不得不施行更加严厉的军法来整顿军纪。
当时，印军总参谋长明确要求宪兵看好基层军官，并且采用连坐制度，即各级军官都得为下级部队负责。说得直接一点，如果班长当了逃兵、排长就得负责，如果排长逃跑、连长就得负责。
如此严厉的措施，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到四月下旬，印军逃兵的数量大大减少。
可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士气更加一蹶不振。
比如在孟买的战斗中，很多印军根本没有用心作战，一些士兵甚至躲在战壕与工事里面不肯出去。
打到这个地步，印度不败才是怪事。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牧浩洋坚持己见，即以西线为主、东线为辅的进攻战略，战争将在五月中旬结束。要知道，在印军集体丧失抵抗意志的情况下，两个陆战师与第十三集团军能在十天之内打到班加罗尔。如果能顺带夺取科钦、卡利卡特等港口，解决后勤保障问题，就算守卫班加罗尔的是印军王牌部队，陆军与陆战队也能在一周之内攻占班加罗尔，结束大规模地面战争。
可惜的是，牧浩洋没有坚持己见。
主要原因就是，牧浩洋不是陆军将领，而且早就向戚凯威承诺，不会插手陆军的作战行动。
结果就是，四月三十日，第四陆战师与第十四陆战师在巴拉索尔附近登陆。
这个时候，第四十二集团军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加尔各答附近，而且出动突击集群包围了印度军队。在兰契方向上，第四十二集团军的突击集群也已挺进了三百多公里，即将到达兰契城外。
在陆军强有力的支援下，陆战队的登陆行动非常顺利。
除了在抢滩阶段遇到了抵抗之外，在陆战队主力部队上岸之后，印军就主动放弃了滩头阵地。
当天，陆战队就巩固了滩头阵地。
五月一日上午，陆战队攻入巴拉索尔，控制了渔港，让第一批运输船卸下了作战物资与主战装备。
巴拉索尔沦陷后，加尔各答的印军已经失去了突围希望。
五月三日，加尔各答的守军向第四十二集团军投降，并且把港口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没有进行大规模破坏。
当然，这也是第四十二集团军接受印军投降的条件。
按照第四十二集团军的要求，只要印军保存了港口基础设施，就将给予印军投降官兵最好的待遇，并且允许部分印军官兵编入地方治安部队，大部分印军高级军官的职位也将得到保留。
说得直接一些，就是把加尔各答的守军改编为治安警察部队。
当然，印军得上缴所有重装备，只保留枪支等轻武器，并且听从占领军指挥。
事实上，这也成为了后来安置投降印军官兵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大规模地面战争结束之前，中国陆军收编了近七十万印军，其中四十余万成为了临时治安警察。直到战争结束后，中国军队才对治安警察部队进行整编，剔除了部分不那么安分守己的捣乱份子。后来，在印度全民大选之后，治安警察部队才全部解散，由印度国防军与军事警察部队取缔。
随着加尔各答沦陷，印度当局也失去了打下去的意志。
五月四日，在国际青年节这一天，印度总理通过法国，正式向中国提出停战请求，希望暂时停止军事行动。
只是，中国的回答非常干脆：除非印度政府立即解散，不然战争不会停止。
显然，印度总理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也不可能就此错过停战机会。
五月五日，印度总理再次提出，只要中国承诺在印度进行全民大选，并且由国际社会全程监督，他就愿意辞去总理职务。
可惜的是，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做出让步。
原因很简单，印度总理提到的大选，是建立在原来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即选举产生的政府将直接取代原政府，而中国想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与过去没有任何瓜葛的印度，因此大选只能按照中国的安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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