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光光的把“翔鹤”号打捞起来后，牧浩洋面对的是一大堆难题。
在他走马上任的时候，布莱尔港的修复工作还在进行，主要基础设施都无法使用，连电力供应都得依靠船只上的发电机。导致工程进度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海运不畅，运输船只只能锚泊卸货，效率非常低。
这时候，牧浩洋在瓜达尔港的建设经验根本用不上。
虽然在中国海军接手的时候，瓜达尔港的基础设施也很落后，但是至少能够供五万吨级船只停靠，可以从海路运送设备与物资。布莱尔港的情况更加糟糕，基本上是在废墟上进行重建。
必须承认，攻打布莱尔港的时候，陆战队太过积极了。
理清头绪后，牧浩洋决定首先修复机场，弄出一条可供大型运输机降落的跑道，以便运送一些重要设备。
此外，还能尽快部署战略侦察机，监视印度的军事力量。
因为首先修复跑道，所以工程进展得非常快。
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架运输机送来了六十吨新鲜食品，主要是瓜果蔬菜，让一万多名陆战队官兵与工程人员饱了口福。
五天后，第一架DZ-20型战略电子侦察机到来，并且在当天晚上执行了第一次任务。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算不上什么大事，主要就是给机场命名。
周渝生等人都认为，应该用牧浩洋的名字给机场命名，因为是在他的指挥下打下了布莱尔港，也是在他的安排下修复了机场。牧浩洋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他的名字不大好，不适合做机场的名字。
扯来扯去，几个人决定抓阄。
庞跃龙的运气比较好，因此机场被命名为“跃龙”。申报上去后，很快得到批复，由总参谋部正式命名为“跃龙机场”。几年后，机场规模扩大，更名为“跃龙海军航空站”，并且在二零三五年，正式升级为“跃龙基地”。
牧浩洋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最后布莱尔港被更名为“浩洋港”。
用军人的名字为军事基地命名，算得上是一大突破，也是黄峙博的特意安排，因为这能彰显军人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在表彰那些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军人。
二零二八年一月八日，布莱尔港正式恢复运作。
三天后，中国与印度总理分别在北京与新德里签署了《中印冲突停战协议》，印度正式将布莱尔港租借给中国，阻期到二零七七年一月十日，中国将象征性的每年向印度支付一元的租借费用。
名义上，印度只出租布莱尔港，以及附近的军事设施。
实际上，在停战协议中做出规定，中国可以根据需要，征用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最大征用面积为一百二十平方公里。
因为涉及到南安达曼原住民，所以中国在征用土地时得支付一笔费用。
一月十五日，牧浩洋就签署了第一份土地征用令，把港口与机场周围的二十平方公里划为军事区。
因为征用土地属于印度国家公园，所以麻烦还不是很大。
按照牧浩洋的规划，将在这里兴建陆战队基地、海军航空站、后勤保障基地、官兵家属住宅区等。等到所有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布莱尔港将能容纳五万名官兵与十万名家属，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重镇。
当然，这得花不少钱。
为此，牧浩洋在一月二十日返回北京，找黄峙博要经费。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新加坡已经与马来西亚签署了新的供水协议，新加坡的国营水资源公司将以市场价，从源盛集团购买经过净化处理的淡水，该收入的三分之一，将以专项资金的方式，补偿给柔佛州居民。
对马来西亚来说，这肯定是件好事。
因为获得了巨额补偿，所以马来西亚不需要通过压低其他地区的淡水价格，让源盛集团降价，从而保证柔佛州的居民能够用上廉价淡水，而马来西亚政府也能从其他地区的淡水供应中获利。
对柔佛州的居民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今后有了一笔固定收入。
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足以让每个居民尝到好处。
对源盛集团来说，这也是好事，因为在承诺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补偿当地居民之后，可以在水价上做文章。柔佛州总共只有不到一百万人，即便水价涨几倍，也能通过补偿获得回报，而源盛集团则能借此大赚一笔。
真正受害的只有新加坡。
即便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新加坡在二零二八年也要多花十亿美元购买淡水，相当于每个新加坡人出一百美元。如果源盛集团逐年提高水价，新加坡的负担必然加重，使用廉价淡水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后果，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自然不必多说。
对新加坡来说，无法用武力解决问题，只能另谋出路，比如提高海水淡化能力，加强废水再利用效率。只是，这些都需要在能源上做文章，因此新加坡要么进口更多能源，要么开发新能源。
必须承认，新加坡做出了努力。
仅在二零二八年，新加坡就拿出了十二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开发新能源，并且出台了鼓励新能源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随后，新加坡政府还出台了更多的鼓励政策，比如为使用再生能源的家庭提供财政补贴。到二零三五年，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太阳能利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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