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精神病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说故事的方式临时整理出来，这个过程被阮黎医生称为“自我纠正法”。它不仅仅对说书人自身，也对故事本身，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故事来说，在条理性和故事性之前，就有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创作”，这个故事，不能是早已经准备好，经过雕琢的，而应该是即时成形的，而对于实施这个治疗法的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分清楚，病人在说的故事，到底是“临时创作”，还是“早有准备”，亦或者“早有准备，却装作是临时创作”。针对三个不同的情况，在进行最终评估的时候，也会分出更复杂的评估过程。最糟糕的，自然是“故事是早有准备，却被伪装成临时创作”，而医生却没能分辨出来的情况，只要医生可以分辨出来，那么，哪怕故事是早有准备的，也仍旧会有收获。
疗法本身并不介意病人是否早一步知道这种疗法，正如我在进行这种疗法的时候，我是对此知之甚详的，阮黎医生曾经多次提起过这种疗法的原理和案例，足以证明她对病人是否知情，根本就不在意。
阮黎医生不时会在我述说故事的时候故意打断，然后提问一些在我看来莫名其妙，或者有些无聊的问题。对此，我能做的，只是照实回答而已，毕竟，就算敷衍了事，也不具备“敷衍了事”的作用。所以，反而不需要考虑太多。
晚间十一点半，阮黎医生终于停止了问询，将档案整理完毕，稍微严肃地对我说：“阿川，很抱歉，你至少在一个月内不能去学校了，我会向学校开出病假条。”
看来，在阮黎医生的诊断结果中，我的情况是相当糟糕的一类。
“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我也不会随意去攻击他人。”我说这话时，心中十分平静，觉得这是自己的心里话。不过，阮黎医生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是否会攻击他人，更多取决于自己是否觉得受到伤害，和是否实际收到伤害没有太大关系。而‘觉得自己受到伤害’本身，则是心理层面上的问题，从诊断结果来看，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很有可能会放大‘自己受到伤害’的心理。也许是幻觉，也许是他人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亦或者别的什么，都会让你格外敏感，进入一种极端的自我保护状态。”
“你是说，我现在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我说。
“要这么说也可以，其实被害妄想本来就是你的精神病态的一部分。”阮黎医生无可无不可地说：“当然，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一些。你很认真地看待你之前说的世界末日故事，你在故事中经历种种不可思议，你认为那一切构成了现在的你，这意味着你的内心开始不平静，过去我们一起做出的努力，就这样被毁掉了。一个内心不平静，以非常识的世界末日为前提，决定要去做点什么的精神病人，是极为危险的。我想，现在的你应该清楚我在说什么。”
“妈妈，我们的分歧只在于世界末日是否存在。”我不由得说。
“不，我们的分歧在于，非常识的世界末日是否存在。”阮黎医生盯着我，表情严肃起来：“如果你的故事中，世界末日是因为一颗陨石掉下来，造成第N次物种大灭绝，或许会更好一些。”
“我不明白。”我说的是实话。
“很简单，常识的世界末日可以依靠常识去拯救，而非常识的世界末日，却要求一个人去做一些非常识的事情。”阮黎医生反问我：“你看过我这里的许多病例，知道非常识的事情到底有多么恶劣，你只是下意识不去想而已。人类的常识具备普世价值，是促进社会化共存的必要条件，那么，与之相对的非常识，自然会让人从普世价值观和社会观念中脱离出来，所有非常识的想法和行为，本身就是反社会反人类倾向的特征。”
“没这么严重，妈妈，我仍旧知道什么是普世价值和社会观念。我的故事里不也有许多人性化和正能量的体现吗？”我辩驳到。
“故事的基础结构是构架在非常识上的，而解决那些非常识的手段，也是非常识的，这才是这个故事的本质。你说的那些人性化和正能量的情节，也同样充斥着非常识的因素。阿川，你没有发现吗？这个故事里充满了极端化的人物和思维，而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这么单纯而极端的——这些故事角色，除了你之外，都更像是将某一类意识特征提炼出来的模板，你的作文课里有讲解过吧，这种写法会让人物变得鲜明而具有代表性，可是，它本身是艺术加工的结果——你将艺术加工过的东西，当作是现实存在的东西，并以这样的东西为基础，去审视周围的一切，其结果会如何，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吧？”阮黎医生如此说到。
我明白阮黎医生的意思，用艺术化的视角去观测现实，只会让现实变得“丑陋”，但是，这种“丑陋”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错觉而已。从唯物学来说，“世界”只是一个中性词，它并不具备“丑陋”或“美丽”这些属性，它只是一种机制，复杂而广漠，没有特定的边际，因此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被完全观测。所以，所谓“世界是美丽或丑陋”的说法，实际情况是“在某某人眼中，“世界”是这个样子”，缺乏“在某人眼中”这个前提，后半句的意义就无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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