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为什么国家在社会运动中那么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都可以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社会对现代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对中国人而言，在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有一项研究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迈克丹尼尔（Mc-Daniel）对寡头整体现代化和革命关系的研究，他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一九一一年俄国的革命和一九七九年伊朗的***革命，其中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在现代化成功的时候，寡头政体没有办法把现代化导致的社会利益的复杂化制度化，因为这样的国家的合法性建立于传统或神授，法律在寡头政体下缺乏严肃性，容易培养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煽动革命。虽然中国不是一个寡头政体的国家，但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一个由威权主义国家领导的现代化如何避免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国家的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哪里，值得我们深思。笔者的一个观点是，国家的合法性不能建在实处，而必须建在虚处。
谈论社会运动中的国家，就不得不说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会增多，会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会产生工人阶级运动。但一个问题是，工人阶级运动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得完全不一样：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人阶级运动，也没有工人阶级政党；俄国则发生了工人阶级革命。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现在的一个解释是工人阶级的意识是建构的，代表人物是汤普森。但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建构结果不同，则是国家处理工人阶级意识的方式不同造成的。西方工人阶级运动有六种形式，在现代工业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认同感已经被分割了，但是如果国家处理工人阶级运动时不能将其制度化，就会迫使工人逐步打破内部的认同感隔阂，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因此逐渐由保守转为极端。这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结构主义的视角的话，那么，下面的讨论将转向行动理论。行动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应用就是“搭便车模型”，由于笔者在别的地方已经对什么是一个好的形式模型做过详细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只想介绍的是现在美国最时髦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传统的理论强调社会运动是病态的，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受压迫者反抗的正常现象，是一个政治过程；传统的理论认为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是非理性的，他们则有理性假设来分析人；传统的理论强调怨恨感的重要性，他们则强调利益、资源和机会的重要；传统的理论强调社会运动会使得社会崩溃，它们则强调社会运动会让社会组织起来。不过，如前文所述，这四点批判每一点都有误区。
西方的许多社会运动理论，都希望总结出一套充要条件来，而这些充要条件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较为固定的逻辑关系，以此为基础，可以构造一个能对任何政治行为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比如，斯梅尔塞（Smelser）就认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这六个因素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随着这六个因素自上而下地形成，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可是，这种先后的顺序并不是固定的。我们凭什么说“结构性的怨恨和剥夺感”就一定先于“一般化信念的产生”呢？很可能在有的社会中，有的人天天受压迫，都麻木了，等到有一个意识形态产生，告诉他这是压迫，他才知道。所以在这里，怨恨感反而来自于一般化信念产生之后。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不可能把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用逻辑关系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
这并不是说社会运动没有规律。笔者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这三者不是变量，而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变迁就是种种社会变化。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口号或话语策略等。
但是这三者之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逻辑关系。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会变迁，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另一方面，这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尤其是在大规模社会运动中，影响或决定其发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美国社会运动理论中的很多中层理论都可以用，但中国学者要想在这一理论立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核心实际上告诉大家，中国要想走向良性循环，就必须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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