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是有时代性的，稍微正常点的现代政党也不可能用简单的好坏来定义。
好坏是面向所有人的广泛的普遍适用的一种划分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新旧时代相交的时候，只有保守分子才更接近“好人”。
比如奴隶制反抗奴隶主而不好好劳作的，肯定不是当时的好人；封建时代下，反抗王权说出人人平等的，也肯定不是当时的好人，而是叛乱分子。
如果整个世界都是“好人”，那么时代就不会有丝毫的进步，道德总会夹杂着统治者想让你遵守的道德，并以此来划分好坏的标准。
摘不出去，那就只能陷入永堕的轮回。剪辫子时候“殉国”的一定是好人，反对不准裹小脚时候打死自己女儿的也一定是好人。
矿区中喊出的我们是政党不是好人的这番话，其实已然宣告了与旧时代的决裂，只是隐藏的太深，没有直白而又赤果地喊出来。
纠察队不可能都是善良的不伤蝼蚁命的人，所用的手段也永远不可能那么伟光正。
四天的最后通牒时间中，矿主们用尽了手段，想要瓦解罢工的矿工，而雇工协会的负责人也是用尽了手段反击。
矿主找到了一些矿工的熟人，由这些熟人去劝说那些罢工的矿工，希望他们不要误入歧途，看在熟人的面子上互相给个面子。
纠察队则一面继续舆论宣传，一面围住了这些人，询问他们面子能不能值得大家的命，逼得这些人面红耳赤地离开。
矿主们喊话，只要下井，只要有矿工离开工会，拆开木板，下到井中，不需要干活，只要罢工一天，每天就有一百个铜子可拿。
纠察队则守在矿井的入口，发动矿工辱骂那些拿钱的人是叛徒，打开了矿井的门口一条小缝，将里面想往外爬的人砸进去，再把那些经过劝说无效铁了心想要爬进去赚钱的人塞进去，重新封上木板。
矿主雇佣了枪手，声明要干掉雇工协会的负责人，就算今天干不死，以后也要找机会弄死。凡是跟着雇工协会一起蹦跶的欢畅的，将来一定报复。
纠察队也发出声明，要么把所有人都开除，因为还有隐藏的墨党成员在矿工之中。将来如果雇工协会的负责人出了事，这边同样会采取报复，全家炸死鸡犬不留。
矿主雇佣了流氓，伪装为罢工的工人，去小镇上抢劫放火，引发恐慌。
纠察队迅速派人抓住流氓，用绳索倒吊在树上，展览了一天后才送到了治安官那里。
双方针锋相对，见招拆招，互不相让。矿主也实在无计可施，纠察队手里有武器，真要打起来雇佣的打手未必是对面有组织的对手。
再者打手们以往面对的也就是一两个闹事的雇工，实在没应对过组织在一起的矿工，打不打得过先说，真要是工会不能解散，真要动了手自己恐怕也没好日子过，实在惹不起。
到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矿主们还是拒绝了雇工工会的要求，拒不在上面签字。
南安县的一些矿主别有想法，而别处的和陈建没有什么联系的矿主，则是担忧煤矿同业联盟。他们还是确信自己会获胜的，到时候一旦只有自己签字里，那事后肯定是要被其余人联合在一起排挤的。
雇工们的想法则简单的多，工会就是主心骨，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而且每天到点就能吃饭，并不会被卡住脖子。
在这种僵持之下，到十二月十八日中午，所有矿区的雇工踏上了前往闽城罢工请愿的路。
这一次远比之前的声势要浩大，不再是自发的出于愤怒走到一起，而是有组织在幕后统一指挥。
如何行军、何时休息、走哪条路、几点吃饭、如何清点人数、遇到阻拦怎么冲破或是绕开……
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在纸上演练了无数次，这不是打仗，所以不用担心被敌人各个击破，因为他们将在闽城之外就汇聚在一起。
路上也不是没有遇到一些治安官的巡逻队或是小股的士兵，不出意外地交涉之后这些人都没有阻挡。
这是陈建早已经预见的情况，从他这一世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父亲在收受贿赂、听父亲讲了讲如今军方和官场的心态之后就知道了。
这些治安官或是小军官们才不会主动去做这种没有命令的事，问清楚不是在自己的镇上乡村或是管辖的地面闹事，他们巴不得这些人赶紧离开，才不会让手下的人阻拦。
再者墨党势力很大，而且里面也有一些危险的激进分子，招惹了是为了别人，受害的是自己，反正升迁也基本无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混一天是一天。
领头的雇工协会地人也拿出了各种法律条文，证明这些人的行为构不成叛乱，这样一说更是有了足够的理由，将来真要是追究起来那就扯皮就是。
就这样，到十二月二十四，小年之后的第二天，近两千人的矿工、煤矿运输工、纤夫、粉煤工、洗煤工等，聚集到了闽城之外。
清点人数后，确定所有跟着出发的人都已经到齐，城中的墨党人员也全部加入到了请愿的队伍中，同时发动了部分码头工人，以及专职的脱产纠察队。
数千人，分配了足够的纠察队来维持秩序，打起来“当人！不当畜生！”的条幅，呼喊着口号，朝着闽城的议事会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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