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时候陈健是尴尬的，因为夏城是从蛮荒中忽然走出来的，远没有这样的历史底蕴。
娥钺数九等人的父母和其余氏族首领的父母要么是相识，要么向上数几代都是姊妹兄弟，彼此间根须相连，偶尔还有几十年未见的亲人。
夏城人则被这些首领们无意中孤立了起来，不是故意的，但实在和陈健没什么亲缘，要不是因为夏城的种种发明，陈健觉得自己已经被众人遗忘了。
这是陈健早已预料的结果，夏城人第一次有了一种疏离寂寞的感觉，听着一群人数着亲缘关系说起几十年前的旧事，夏城人也只好暗暗后悔几十年前自己的氏族没有在大河两岸，否则今天一定精彩。
各种各样的语调在粟城中交谈着，因为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因素，虽然语言近乎相似，但是语调却大不相同。大河南岸因为气候湿润，声音不会因为寒冷和干燥而畸变，因此语调更为细腻词汇变化也更多；向北七八百里之外的氏族则因为气候干燥等因素，语调很浓重的鼻音和闭口音，一些词汇的平翘舌分的不是很清楚，但易于在寒冷干燥的天气中听懂。
不管怎么变化，语言的内在本质却是相似的，这一点让陈健很高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但也需要英雄人物的努力。
譬如前世，既有相同语言基础之下的统一，也有相同语言基础下的分裂。陕、粤、鲁、豫成为了省内方言；瑞士、荷兰、德语这些同根同源的东西则单独成为了几种语言和民族，也造就了东西方在西方独霸话语权之前的民族概念并不相同……陕西人没有成为秦族，山东人也没有成为齐族，没有来得及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便合而为一，不得不说这是大幸，祖龙之功堪比日月。
近似的语言和曾经暂时存在过的氏族联盟让陈健对这个族群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借着可以沟通的语言，陈健了解了一下整个文化圈的大致。
草河是整个文化圈已知的最西北端的大河支流，从草河到粟城大约有一千四五百里的距离。
大河向北还有七八百里的范围遍布着同文化圈的城邑和村落，因为有羊皮筏子和木头等工具，南岸也有不少的氏族，但是范围并不大，控制着四百里左右的距离，与更南方的氏族有了一定的交流，具体表现就是稻米的出现和粟禾的名字。
粟城向东六百里左右就是所谓的东夷，语言相近但又有不同，原始宗教和崇拜也不太一样，可也无非就是三足陶锅和四足陶鬲的区别。
整个氏族文化圈的范围大约是一个长约一千八百里，宽九百里的长条范围，大部分在大河或是支流的两岸，换算成前世单位大约是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约是两个省的大小。
数百个氏族和近百个城邑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发展也各不相同，既有国家雏形的小城邦，也有还处在刀耕火种甚至茹毛饮血的小氏族，这种发展的不均衡很正常，前世即便解放后仍然还有母系氏族公社和刀耕火种的族群在大山中。
陶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有些氏族也出现了原始的瓷器，原始交换因为有剩余粮食的原因开始盛行，不过整体来看没有货币出现。
农作物以粟米、水稻、大豆、大黄米、麻子为主，出现的普遍饲养的动物有牛、羊、猪、狗、鹅等，猫还在半驯化状态，以粮仓中的老鼠和人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这些农作物的普遍亩产在百斤之下，大约还是种一收三四的地步，但是因为地广人稀和烧荒、淤泥等，偶尔也会有大丰收保证畜牧业的发展。
食物以烤、煮、熬粥为主，酿酒技术逐渐成熟，并且出现了醋、酱等发酵食物，肉酱还是十分高端有档次的食物。
在这之前，习惯与崇拜的争端大约已经进行过数次：因为动物的血液往往会有寄生虫和病菌，所以很多氏族在之前是不吃动物的血，并且当作一种知识流传下来，再变为一种神话和禁忌。
随着陶器蒸煮的普遍应用，这种禁忌已经被打破，并且许多原本不能食用的内脏等在宗教禁忌出现之前就走上了餐桌。
粟米酒的酿造也形成了规模，用的是曲子转糖法而不是生芽转糖法，在这个时代酒还是一种重要的祭品和奢侈品。
蔬菜以葫芦、芥菜、萝卜、白菜多见，没有炒的烹饪方法，大部分是和肉类或是油脂熬煮。
人工压榨植物油并未出现，但是有的人却已经开始利用熬煮粟米粥上的一层油皮煮菜，一些油料作物也被用来在饥饿的时候充饥，甚至有人食用有毒的蓖麻籽。
食物的丰富程度侧面证明了穿衣、礼仪等事物的必然出现。
各个氏族的衣衫服饰基本统一，有神灵崇拜和哲学概念的特殊含义，富庶人家和血脉贵族以丝绸为衣衫，丝织品的织造水平已经不低。
普通人以一种纤维树皮织布，也基本掌握了沤掉胶质清理麻纤维的办法，但是并没有棉花出现。
柞蚕、桑蚕的驯养基本完成，并且认识到蛾子与蚕虫的关系，不少城邑有专门教女人养蚕的官员。
大部分城邑因为私有制的出现，在权利交接上有了世袭雏形的出现：名义上仍然是众人推选，但首领的子嗣却因为土地、奴隶、人脉等的继承而拥有更高的几率被选为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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