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道观环境清幽，住宿干净，僧道们还会提供口味不错的素斋。
碰上有些水平的僧道，还能与客人谈玄论文，对弈手谈，甚或一展琴茶雅艺。是许多出门游学的读书人、寒门出身的官员，最喜欢的落脚点。
而这个客户群体，则是徐元佐的目标群体！
徐元佐挂出郑岳的名头，要以公权力来断了寺庙宫观的生意，一则是告诉他们：自己的确是来吃大饼的，但这块大饼你们原本就没得吃，是小哥我自家烙的。二则也是警告：我可不止有徐家做后援，还有个县尊恩师呢！
胡琛心中一动：若是如此，我这边或许也能分点汤水呢！
袁正淳却道：“若是寺庙道观不合住得，那么民宿也不能住了？”
住在民宿的多是积年老客，带着朋友故旧的意思，并不算是纯生意。就如徐贺在外行商，也有几处是住在民宿的，都是机缘巧合之下认识的可靠人。
徐元佐摸清了唐行的市场，自然知道袁正淳是在“声东击西”。问的是“民宿”，其实意指“货栈”。
因为袁家作为仁寿堂的魁首，唐行镇的首富，最大的买卖就是牙行埠头。
人都说明朝禁商，照徐元佐看来其实是朱家皇帝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什么政策能真正利益商人阶级。
牙行就是典型例子。
洪武二年的时候，朝廷令：“天下府州县各镇市不许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货物投税之后，听从发卖。”这条禁令的背景是因为蒙元承袭了两宋的“重税政策”，商人赋税极重——除非官僚背景的商家。而官牙负责收税，私牙负责坑骗，都是商人的天敌。
洪武二年的这条废牙行令，正是为了促进商品流通，保护小商人的利益，可以说是自由市场的先声。
然而后来为何又承认了官牙的存在呢？
因为国家要控制人口流动，如果没有牙行，就得靠邸（货栈和旅店的合体）、店承担流动人口检查，而这又缺乏实际操作性。彻底不收商税，怎么都说不过去。再加上商人的确需要中介人从中牵线，否则谁知道上哪里找货源去？那时候既没阿里又没网络，就连报纸广告和黄页电话簿都没有。
见牙行没法废除，洪武二十四年的时候，朝廷又令工部“建屋数十楹，名曰塌坊，商人至者，俾悉贮货其中，既纳税，从其自相贸易，驵侩（牙人）无所与。”这种官店便是集合了邸、店、牙三者，建立了一个公共平台，实际上仍旧排斥中介。
在洪武帝看来，中介这种转手贸易获利的行为，根本就是诈骗。
事实证明，牙人的确有存在的必要。
有些牙人仿照官店的邸、店、牙合一的形式，依样办理，就成了牙行。
因牙行得有铺面、堆栈乃至客房，并雇人看货、帮手、帐房、庄客，需要一定的资金，所以朝廷只能在《明律集解附例》里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这其实就是承认了牙人的法律地位，并且重启了官牙制度。
袁家的牙行有牙贴，可以算是官牙。不过他一张牙贴管十几个牙行，挂靠他名下的私家牙行更是多达数十，上面不查也就罢了，真要查起来肯定是要依法查处的。
徐元佐道：“民宿也好，货栈也好，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的，官府怎么会查。”
袁正淳道：“就怕县尊老爷一时心血来潮，闹出事端。”
“咱们要和气生财，县尊也指着平平安安进名宦祠呢。”徐元佐道。
袁正淳心中知道：原来还有这个开价。
他不知道徐元佐随口替恩师要了点好处，还以为徐家与郑岳郑县尊已经说好了筹码呢。
“若是徐公子家提倡，县尊自然是肯定要入祠的。”袁正淳抚须道。
“家师也是的确有心造福一方，并非单纯图个虚名。”徐元佐回到正题，道：“我家客栈开起来之后，自然也是愿意交纳规费的。而且地方上读过书，进不了学的生童，我们也愿意雇些来用。至于家底清白，勤劳肯干的杂役，少不得要多雇几个。”
他顿了顿，又对胡琛笑道：“胡老爷若是不打算做这买卖了，您家名下的客栈、人手，我也愿意合买、续聘。”
袁正淳并不关心胡琛的生意，只是问道：“你说的这生童，能雇多少？”
“就看保人的情面有多大了。”徐元佐笑道：“从唐行往西走，北竿山、重固、刘家角、商榻，我都要开店，有的是用人的地方。”
学而优则仕，若是不优做什么呢？自家有产业的还可以经营自家产业，若是自家没产业呢？这些读书人岂不成了“负担累赘”？
在文教不发达的地方，生童还可以做做乡村教授，但是在松江这么个“家弦户诵”的地方，生员都未必能有馆坐，何况那些蒙童呢。
读书人没有相应的出路，对应的就是读书人地位下降，所以乡党之中的举人、生员，都会关注“就业率”的问题。
任何一个体面的职位，都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就意味着人情和银钱。
“公子愿交多少规费？”一直没有说话的程宰出声问道。
徐元佐精神一振，知道这下通往唐行的道路已经彻底打通了。
“得先请问先生，贵地是各自缴税，还是合了一处，由仁寿堂代缴。”徐元佐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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