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抽空问问朱可夫，前沿究竟出了什么变故，以至于他要急匆匆地返回前线，连参加明天瓦图京葬礼的事情都取消了。但赫鲁晓夫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也不好开口问。特别是上了嘎斯车以后，两人都坐在后排，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就更加没法开口问了。
嘎斯车驶往机场的途中，我忽然想起在网上看过的一个帖子，说在朱可夫回忆录的第一版里，就专门提到过瓦图京之死。他明确地指出赫鲁晓夫对瓦图京的惨死，负有不容推卸的直接责任，虽然证据不足，但朱可夫却怀疑赫鲁晓夫是教授乌克兰名族主意极端分子之手，杀害了自己的司令员和战友瓦图京大将，这绝非是毫无根据的。
据说赫鲁晓夫读到《回忆与思考》书中，朱可夫指责他对瓦图京的惨死负有责任的文字时，顿时激动得捶胸顿足，指天发誓地声称自己绝对没有亲手和假手杀死瓦图京。最后，他通过种种关系，请求朱可夫删除对自己不利的那段话。
嘎斯车到了机场，护航的空军大队长闻讯赶来，他向朱可夫敬礼后，歉意地说：“元帅同志，很抱歉，由于不知道您会立即返回前线，所以歼击机还没有能完成燃料的补充。”
“剩下的燃料，能飞回前线吗？”朱可夫看起来很急地问大队长：“我需要立即返回方面军指挥部。”
“元帅同志，歼击机现有的燃料勉强可以飞回去。”大队长犹豫了片刻，随后说道：“这只是指我们平安无事的情况，假如在半路遇到德军的飞机，我们的歼击机就没有足够的燃料和他们展开空中搏斗。”
朱可夫听完后，面无表情地问：“现在开始加油，需要多长时间？”
大队长抬手看了看表，随即回答说：“元帅同志，只要等得到机场地勤的全力协助，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燃料的添加工作。”
“很好，带我去机场负责人那里，我会亲自向他交代这个任务。”朱可夫说完，便催着大队长带他去机场指挥部，将我和赫鲁晓夫丢在了嘎斯车旁。
我和赫鲁晓夫远远地跟在朱可夫的后面，并肩朝机场的指挥部走去时，赫鲁晓夫忽然开口问道：“丽达，我能信任你吗？”
赫鲁晓夫的话让我楞住了，我心说他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忽然问这句话呢？但看到他那真诚的目光，我还是点了点头，说道：“赫鲁晓夫同志，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是否值得信任，您应该心中有数。”
我的话说完后，赫鲁晓夫反而变得踌躇起来。从他脸上为难的表情，我心里猜到他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不过由于此事关系重大，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想到这里，我的心不禁哆嗦了一下，趁他还没有说话，连忙抢先说道：“假如您觉得您想说的事情，是我不应该知道的，我也不会打听，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你知道吗，丽达？”赫鲁晓夫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有些事情的真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又不能对别人说，你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吗？”
“理解理解，赫鲁晓夫同志，我完全理解。”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更加明白，他要对我说的将是一个惊天的大秘密。我担心自己知道这个秘密后，没准将来会被人灭口，便连忙冲着他摆手说：“假如您觉得告诉我不合适，就千万别说。”
“没关系，丽达。”没想到我越推脱，赫鲁晓夫反而越想把心里藏着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而你是我唯一能信得过的人。”
见赫鲁晓夫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再拒绝的话，就有点太矫情了，于是我点了点头，硬着头皮说：“赫鲁晓夫同志，既然您这么信任我，那我可以向您保证，您对我所说的话，我绝对不会让第三人知道。”
赫鲁晓夫在得到我的保证后，忽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丽达，你知道瓦图京是怎么死的吗？”
我从他的话中，猜到了瓦图京之死肯定另有内幕，但还是故作糊涂地反问道：“内务部的同志，不是说他是被几个德国特务害死的吗？”
“那只是几个替罪羊而已。”赫鲁晓夫向左右张望一下，见在我们附近十几米范围内，根本没有什么人，但为了防止隔墙有耳，他还是压低声音说道：“其实瓦图京同志是可以不用死的，如果他注射了盘尼西林，没准伤口就不会感染。但使用这种药物，需要得到斯大林同志的批准，可是他却始终没有同意。拒绝的理由是盘尼西林不是我们国家生产的，我们也生产不出来。为我们提供这种药物的米国，为了削弱我国的力量，可能在盘尼西林中投毒，因此用这些药物来治疗我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是非常危险的？”
“不会吧？”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瓦图京因为没有使用青霉素，而导致伤口感染致死的这种说法，因此半信半疑地问赫鲁晓夫：“斯大林同志居然会不同意让瓦图京将军使用可以消炎的盘尼西林？”
“没错，”赫鲁晓夫点了点头，满脸苦涩地说：“瓦图京同志所伤的伤本来不严重，但在转移到后方的途中，他的伤口受到了感染。负责治疗瓦图京的医生认为只要使用盘尼西林，就可以完全治好他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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