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我连忙冲尤先科摆了摆手，故作镇静地说：“大尉同志，在阿赫罗梅耶夫少校他们夺取对面的阵地以前，我哪里都不会去的。”看到他还想劝说我，我立即制止了他，“在刚刚的炮击中，阵地上的敌人已遭到了重创，他们支撑不了多久的。等这里的战斗一结束，我就立即回指挥部去。”
尤先科见我这么固执己见，也不敢继续再劝，只能委屈地答应了一声，老老实实地站在旁边，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德军环形工事的西侧，在刚刚火箭炮的打击下，里面顽抗的官兵死伤狼藉，所有的火力点几乎都被摧毁，再也构不成对我们的威胁。现在只剩下正北面和东面战壕和工事里的德军还在不停地冲我们射击着。
虽然我们有三辆坦克在不停地朝着敌人的阵地开炮，但敌人阵地上的战防炮也不甘示弱，集中炮火轰击着我们的坦克。零星的炮弹落在了我军坦克的四周爆炸，横飞的弹片不时地将附近的指战员削倒。
而杜布罗夫斯基大尉和他的部下，都还趴在桥的北段没有动弹，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的爆炸，让他们暂时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当我正在犹豫是否该派人去把杜布罗夫斯基他们叫回来，让火箭炮再来上两轮覆盖射击，将阵地上的德军消灭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发起进攻的时候。
站在后面的尤先科忽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情绪激动地叫了起来：“司令员同志，您看，您快看，在东侧，德军的东侧阵地上，好像发生了混乱。好像有什么人和他们打起来了。”
我听到尤先科的提醒后，嘴里小声地嘟囔道：“胡说八道，我们的人都还在趴在桥头不敢动弹，哪里会有什么人冲进德军的阵地，和他们打起来。”话刚说完，我猛地想起了昨晚偷渡的小分队里，由二连长罗森贝格上尉率领的那个班下落不明。我当时还以为他们都在河里牺牲了，难道他们昨晚成功地登上了对岸，并在敌人的后方隐蔽起来了吗？一想到这种可能，我连忙调转望远镜，朝尤先科指给我看的方向望了过去。
从望远镜的镜头里，我看到对岸东侧的战壕里，正在进行着短兵相接的战斗。好几挺正拼命射击压制着桥头我军部队的机枪，忽然哑了火，战壕里的敌人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经过一阵的观察后，我发现在战壕里晃动的钢盔中，有一部分是我军的制式，便立即判断出正和德军发生交火的部队，肯定是罗森贝格上尉的小分队。
不光我发现了德军阵地上的异样，就连被压制在桥头的杜布罗夫斯基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原本趴在地上的指战员们呼啦啦地站了起来，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勇敢地向前方的敌人阵地冲过去。
遭到我军炮火压制的德军，本来就在苦苦支撑，没想到会突然从他们的侧面冲出一支我军的小分队，他们顿时阵脚大乱。看到被他们用火力压制在桥头的指战员，又如同下山猛虎般冲过去，顿时便士气全无，不是调头爬出战壕向北面跑去，就是留在战壕里乖乖举手投降。
战斗结束后，我带着尤先科朝桥头走去。这时，卫生队在部分指战员的协助下，将前面的伤员和烈士的遗体陆续地抬了下来。
我站在桥口，先是看到桥上横七竖八的我军指战员的遗体，接着又看到一个个浑身是血躺在担架上的伤员，从我的身边被抬了过去。让我感到最揪心的，是一名被抬下来的少尉，他的头盖骨不知道被弹片还是子弹掀开了，雪白的脑浆伴随着鲜红的血液顺着担架往下流。看到这个场景时，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连忙将自己的目光移开。
幸好这个时候，我看到阿赫罗梅耶夫带着杜布罗夫斯基，还有刚刚建立了功勋的罗森贝格上尉，正朝我快步走过来。我连忙朝他们迎了过去，还隔着老远，我就主动朝他们伸出手去，同时大声地说道：“少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成功地夺下了敌人的阵地。”
三人齐刷刷地停在了我的面前，把身体挺得笔直地回答说：“为苏维埃祖国服务！”
我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特别是和罗森贝格上尉握手时，我还友好地说道：“上尉同志，看到你还活着，我感到很欣慰。对了，你们昨晚既然成功地渡过了第聂伯河，为什么不按照规定给团里发信号啊？还害得你们团长阿赫罗梅耶夫少校以为你牺牲了呢。”
罗森贝格上尉听到我的问题，苦笑着回答说：“报告军长同志，……”这时，阿赫罗梅耶夫打断他，提醒说：“现在不应该叫军长，而是要叫司令员。我们的军长昨天已被晋升为新成立的战役集群的司令员了。”
听到阿赫罗梅耶夫这么说，罗森贝格上尉顿时眼前一亮，随即重新向我报告说：“司令员同志，请允许我向您报告昨晚的渡河情况。”见我点头表示许可，便接着往下说说，“我们的船在河中心的时候，被浮冰撞碎了，指战员们是抱着破碎的木板，拼命地游到了北岸。至于为什么没按照规定发信号嘛，是因为我带的手电，不小心落入了河中，所以就没法按规定给团里发信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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