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谢杰里科夫首先打来了电话，向我汇报执行命令的情况：“师长同志，我团大部分指战员已成功地撤回了上午的进攻出发阵地，并在紧张地构筑防御工事，以防止德军随后可能发起的反击。”
“部队伤亡情况如何？”虽然听说一团已撤下来，但我很关心他们的伤亡情况，所以接着追问道：“伤员都撤下来了吗？”
由于在最近的军事会议上，我反复地向各团团长强调：说我师在近期内可能无法得到来自东岸的兵员补充，只能依靠伤愈的伤员来补充部队，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就必须把战场上的伤员全部救回来。
谢杰里科夫听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连忙汇报说：“报告师长同志，我团在刚才德军的炮袭中，牺牲51人，伤73人。所以的伤员都抢下来了，是一营长尼古拉大尉亲自带人，冒着炮火去抬下来的。”
我在电话里“嗯”了一声，接着对谢杰里科夫说：“中校同志，请你向尼古拉大尉转达我对他的谢意，我代表那些伤员谢谢他！”说到这里时，我想到尼古拉和卡尔波夫一样，都是需要重点保护的人物，于是又吩咐谢杰里科夫，“为了尼古拉大尉的安全，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就尽量不要安排他的营，去执行什么危险的任务。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长同志。”谢杰里科夫在电话的另外一头响亮地回答道。稍稍停顿片刻后，他有谨慎地问道：“师长同志，不知道接下来我团的任务是什么？”
“你们团在坚守现有的防御阵地的同时，要不断地派出小分队去袭扰德军，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想到谢杰里科夫在补充部队兵员方面很有一套，我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有可能，就尽量把一团补充起来。”
一团的报告结束后，二团、四团的报告也接踵而至，两位团长在电话中向我报告，说部队在炮击时伤亡惨重，可能短期内很难再组织起对德军的大规模进攻。对于两人的担心，我轻描淡写地说道：“中校同志，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坚守现有的防御阵地，不让德军再重新夺取这些地域。等敌人的有生力量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反击的问题。”
虽然三团长科斯嘉中校没打电话过来，但我想到他所在叶尔曼区也有可能遭到德军的袭击，所以专门打电话提醒他，除了让他组织该区的居民和民兵加固防御工事，同时还要多派巡逻队，昼夜不停地在防区内巡逻，避免遭到德军的偷袭。
部署完各团的防御工作以后，由于暂时没事，我们几人坐下来闲聊，点评起三大方面军在大反攻开始后的表现。我把笔记本和铅笔从公文包里拿出来，准备听到有价值的东西时，可以记下来。
不过听了一会儿后，他们说的都是我军的指战员如何如何的英勇，德军是如何如何的不堪一击，丝毫就没触及我军在反攻战斗中存在一些问题。我越听越不对劲，但正在说话的是基里洛夫，我不能随便打断他，以免伤了他的自尊，只能放下手里的笔，身体往后一仰，继续硬着头皮听下去。
基里洛夫正说得带劲，忽然看到我这样的表现，猜到我可能有话要说，连忙停了下来，笑着说道：“我的话就暂时说到这里，下面请奥夏宁娜同志给大家说两句。”
我也不客套，坐直身体后，就自己发现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师和顿河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所有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均直接编入战斗序列。在战斗中，许多指挥员为了鼓舞士气，甚至还身先士卒地亲自参加了冲击。但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有勇无谋之举，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这么做会导致不必要的牺牲，一旦高级指挥员牺牲后，部队的指挥系统将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消灭敌人，就连能否保存自己都是一个问题。
这半个月的紧张战斗表明，仅靠一两次突击不可能歼灭被围之敌。只有愿望是不够的。需要认真准备一次新的战役，并详尽研究各方面军间的协同动作。……”
由于只是私下的闲聊，所以我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整个内容显得有点凌乱而没有章法。等我说话高一段落后，班台萊耶夫小心地问道：“师长同志，您觉得如何做，才能提高部队的指挥效率，达到尽快歼灭敌人目的呢？”
我扭头看了班台萊耶夫一眼，沉默了良久，才谨慎地说道：“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战役指挥权交给一个人，这样指挥部队才能更加得心应手。”
听到我这句石破天惊的话以后，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因为这个问题是最高统帅本人考虑的事情，别说我这个小小的师长，就连叶廖缅科和罗科索夫斯基这样的方面军司令员都没有发言权。
基里洛夫在沉默很久以后，字斟句酌地问道：“奥夏宁娜同志，假如您所说的情况会变成现实的话，您觉得部队最后的指挥权，最高统帅部会移交给谁？是现有的三名方面军司令员中的一员，还是朱可夫大将或者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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