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的土豪们，他们在面对朝廷大政时，往往反应过激，并且易于采取一些暴烈的行动，粗糙莽撞，不讲方式方法，这实则是缺乏手段的一种表现。
而相比于边鄙那种刺刀见红的正面抗争，发生在大汉核心农耕道州地区的对抗，则要更聪明，更隐蔽，也更难缠。
毕竟，比起那些不通礼仪、不晓分寸的乡巴佬，如中原、河北、湖广、江南这些地区，汇集的可是大汉的权贵与贤达，再次也是乡绅名流，比起一般的土豪，他们才是与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军。
不管是认知、影响，还是手中掌握的权力、实力，以及能够发挥调用的能量，都不是那些发生在边鄙的闹腾所能并论的。
而经过七年的试探、碰撞、纠缠过后，大汉帝国在土地问题上占有核心利益的勋贵、官僚、地主们，其应付手段也在岁月的流逝之下，不不断进化。
从最初的争议，到明里设阻、暗中对抗，再到钻法条漏洞，在保证人身依附的情况下完成名义上的分地到户，再到如今肆无忌惮隐瞒土地，这其中发生着的，就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权贵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
但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他们都没有直接的对抗，那是下策，过分了只会招致朝廷的凶狠打压。
而除此之外，他们有数不清的手段、办法，掌握知识、熟悉法条，甚至掌握法条解释权的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会迸发大量的灵感，去迂回，去斜插，从侧面，从背后发起“进攻”。而那些隐藏在暗中的阻挠，也是更难缠的。
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大汉税税改发展到如今，已经陷入到一种停滞的地步。整个过程的发展状态也很清晰，从初期的势如破竹，到中期的纠缠碰撞，到如今的挣扎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改革力度再往下探，谁也不知道会掀起怎样的浊浪，会不会影响国家稳定，危及朝廷统治。
当然，到目前为止，税改的成果还是可观的。其一，对各层地主阶级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其二，不论有实还是仅拥其名，凭空诞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土地兼并的情况有所抑制；
其三，新税制下，小农小户的粮税负担是有所减轻，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其四，则是大汉的财税有了一定的增长，当然，增幅并不大。
尤其是第四条，这也能从侧面反应出税改的一些问题，仅从改革初衷而言，并不是因为朝廷的财政出现了大问题，中央收不上地方的税了，那就是世祖皇帝的一次乾刚独断般的尝试.
这也是不为许多人所接受的一点，在许多臣僚眼中，此次税改是完全没必要的，甚至打心里认为是世祖皇帝又瞎折腾了......
在税改的这七年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量的改革先锋、行家里手，呈现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气象。
不可否认，在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他们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设想，也愿意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尽一份心力。但同样，这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至于剩下的人，有些是无脑遵从皇帝的诏令，有些是心存疑虑但面上大力支持实际行动则有限，有些则是单纯迫于世祖皇帝权威不敢违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极一时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带有投机心理，当然在税改中表现出突出干才的，也的确升了官，晋了职。
一个潘佑，一个郑起，两个南臣，都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后者，潘佑还有名声加成，又有老相赵普的提携，而郑起呢，为官刚直得罪了数不清的人，如今却已是堂堂的辽东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个结论，大汉帝国起于开宝晚期的这场税改，是一次并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致力于解决土地矛盾、缓和统治矛盾的积极实践。
到如今，在开宝远去、雍熙道来的当下，这份实践也已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了，是继续深入改革，还是适时收手，这个问题已然摆在了皇帝刘旸面前。
对过去七年的税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早期，不管是勋贵、官僚，还是地主商贾，都一直处在妥协的地位。
朝廷进一步，他们挡一下，挡不住就退一步，如此反复，一直到既得利益集团退至妥协的底线。
那几乎是一种“社会意识”，由大汉勋贵、官僚、地主阶级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皇帝要进行改革，朝廷要改变税制，他们阻止不了，也没想着完全阻止，否则就太小觑当前帝国体制对于皇帝权威的加成，但同样的，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完全由朝廷说了算了。
在费尽心思、千方百计与新政的拉扯对抗中，那份“底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以土地作为税制标准，以土地数量区分税额等级，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既得利益者们愿意曝光多少土地，将之“分”给族民、扈从、佃户，又愿意把多少土地登记在官府的籍册上，却得有个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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