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彪真的气疯了，他最后是怎么被人拉出刘修那间牢房的，他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三个字：伪君子！
四世三公、道德传家的杨家成了伪君子？杨彪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但是他翻来覆去的想了半天之后，发现自己还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伪君子，相反刘修的话倒是很站得住脚，公报私仇的人不是伪君子又是什么？
我是要公报私仇吗？当然不是，这是规矩，哪有审案不动刑的，周异他们就是胡闹嘛。可是我这么做，又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公报私仇？这似乎比证明刘修无罪要难上许多。
杨彪的脑子有些乱，他被刘修那几句话搞得有些晕头转向。是我应该证明他有罪，还是应该由他证明自己无罪？
中国从古到今的法律都是无罪论，即官方首先认为你有罪，然后嫌犯本人要证明自己无罪，如果最后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就是有罪。杨彪习惯了这一套思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突然碰到刘修的这一套看似大同小异，实则完全相反的有罪论，他一下子就懵了，既觉得刘修说的有道理，又本能的觉得这其中大有问题，非常危险。
再加上被刘修当面斥为伪君子，还当着那么多下属的面向他挑战，杨彪虽然已经近过而立之年，做官也有些年头，但还是有些没了主意。
然而杨彪毕竟是经过多年儒学薰陶的人，或者说，他的血液中流淌着儒家的仁爱和对人性的尊重，面对刘修的无礼和质问，他更多的关注了刘修的质问上。
我该证明他有罪？杨彪苦笑了一声，实际上他非常清楚，刘修有杀人动机——这一点他自己供认不讳——但是没有杀人事实，至少他拿不出证据证明刘修杀了曹节，而曹破石死于王越之手，这一点王越本人也承认了的，目击者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虽然那些人原本都是去曹府巴结曹破石兄弟的，可是这两人都死了，曹家的败落已经不用怀疑，这时候还有谁会为了曹家说谎。
问题的关键就在谁应该拿出证据来证明刘修是有罪或者无罪。如果应该由他来证明刘修有罪，那么他没有证据，就应该释放刘修，如果要刘修证明他无罪，刘修同样也无法证明自己无罪，那他就是有罪，就应该被继续关着。
杨彪把自己绕晕了，他回到家，把事情和老子杨赐说了一遍。杨赐愣了一会，反问他一句：“孔子杀少正卯，需要证据证明他有罪吗？”
杨彪还沉浸在思辩之中，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过了，本能的说道：“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也可以用来杀任何人。比如当初樊丰等人谮伯起公（杨震）一样，有罪名，无证据。”
“放肆！”杨赐立刻变了脸，厉声喝斥：“你居然把伯起公比为少正卯那个小人？”
杨彪大吃一惊，连忙拜伏在地，连声请罪。
杨赐气得胡须直翘，气哼哼的坐在那里想了半天，也觉得有些棘手。他倒不是怕刘修来杀他全家，而是觉得真要打刘修一顿，恐怕传出去真的会被人认为是公报私仇，到时候怎么解释？
“既然他没罪，那就释放了吧。”杨赐最后下了个结论，“这竖子虽然肆意妄为，不学无术，但还是有些才干的。有他在其中斡旋，时局也许不会进一步恶化。”
杨彪陪着小心问了一句：“父亲以为时局还有可能恶化？”
杨赐不高兴的哼了一声：“看来刘修说你和袁家一路货还真没污蔑你。袁绍在想什么，你还看不出来？”
杨彪顿时满脸通红。
杨赐放下了手中的书卷，长叹了一声：“当初听袁隗的话，拒绝了天子的任命，现在看来，我是只顾个人意气之争，却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实在是有愧圣人教诲啊。”
杨彪有些诧异，不知道杨赐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感慨。他当然知道老爹不是因为没做司徒而后悔，他忧心的是时局。杨赐看了他一眼，突然觉得有些意兴阑珊。宋丰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做司徒并不比袁隗做司徒更好。以前的外戚通常都是做大将军，很少有任外朝的三公之位的，这次天子任命宋丰为司徒，在杨赐看来斗气的成份更大。
在杨赐看来，这是因私废公，非大臣所宜为。
“文先，你要记住，任何时候都要以国事为重，个人的荣辱得失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天下的安危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杨赐忽然觉得一阵心痛，“大汉已经大厦将倾，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个人恩怨也好，家族的前途也好，都不能成为危害社稷的理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我们这些自诩为圣人门生的人，还要学刘歆父子，学扬雄那样的人，为天下笑吗？”
杨彪的心情也沉重起来，沉思了片刻：“那万一炎汉的运数已经到了呢？”
“那是天意，非我等所能明。”杨赐摇摇头：“夫子罕言天命，并不是夫子不知天命，乃是天命玄远，非人力可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人力而已。我们也许不能扭转天命，但是真正的天命又有谁知道呢？当初一句谶语，引得多少人自以为天命所忠，可是最后只有光武皇帝中兴大汉，又有几个人能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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