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对待非体系的人傲慢通常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民众没有事不会去和官方牵扯上，一旦牵涉上要么是求着办事，要么就是犯了事，有求于人或是心虚的心态下不免是用谦卑的态度。
体系内的人遇到太多太多态度谦卑的人了，一开始可能还会不习惯有点不好意思什么的，但是时间久了体系内的人面对民众的小心翼翼和谦卑就会习以为常。是个人都不能惯着，一惯着肯定是要给惯坏了，当什么都觉得本来应该就是这样之后，只能用“呵呵”两个字才能表示什么叫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华夏自古以来就是“官本位”的思想，也就是无论怎么富有或是什么也不如做官来得痛快和实在，只要是个官就能够利用各种便利将家族发展起来，若是混上了高官和爵位那可就不得了了，家族显赫三代绝不是什么问题。
“官本位”的思想从华夏这片大地第一个国家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已经存在，长久以来做官能够用人脉或是权力来个什么一人得道鸡犬飞升的事情，并不是一朝一夕才有这种思想。
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过一首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北宋诗人陆游亦有一首诗词，曰：“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甭管是豪情万丈，昂或是儿女情长，如何的梦断魂肠和壮志未酬，许许多多的诗歌里都有关于封侯的追求。
华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赋、词贯穿着整个文明的历史有着无数关于追求功名利禄的篇幅，其实这也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体现。
追求做官不好吗？官又一概而论的好官或是坏官吗？凡事没有真正的绝对，就好像贪官也会办实事，清官未必能益民，等等之类的事情。
帝国建国十来年，从一开始吕哲就有设立监察官员的机构，查处的官员不少，问题依然还是一直在发生。不过相对来说，因为有督察署的存在，官员受到约束，官场情况总得来说还算是不错。
现在还不是官和吏有区分的年代，小吏亦是官的现状之下，凡是想要在官场上能有所发展的人，谁也不想相差踏错断了自己的前途。但是吧，有些时候凡是发生了一点什么，必定是与上官的示意脱不开关系。
张耳想要为中枢分忧……好吧，其实就是真的没什么事情好干，他又不想干坐着，因此搞出了一系列的事情，行政公文下达的词组非常严肃，但凡是严肃的公文到了乡间，一些原本能够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到了严肃时刻就没有人敢不当一回事。
上司抓得紧，下面办事的人就会非常看重，毕竟升迁什么的除了需要有实际的政绩，也要上司能看重，是不是？
去到小伙子村庄办事的小吏态度上只是生硬，他们让村中的老人聚集村民，一再宣读提倡栽种果树的事情，然后又拿出了一些数据，表明了愿意配合官府可以得到什么辅助。
帝国的辅助非常多，像是生育辅助和困难辅助，又有军中士卒家属的特别辅助资金。然后又加上家中有人服役，军属孩童可以得到免费教育，军属生病可以无偿到国办医馆就医等等。此类种种的社会福利虽然大多数是倾斜到与军方有关联的家庭，但是对非军属也是有各种辅助政策。
根据张承部署的计划，会稽郡的山民若是愿意配合，官府可以借贷资金，并且官署运输队能够低价运输果树苗等等。另外，第一年能够从官方获得口粮，按人头计算，不分大小是每月三斗。可以说这样的政策真心是非常不错了。
因为帝国有检察署的关系，虽然可能会有遗漏，但是大多数时候不会发生克扣的现象，相关政策对于愿意配合的山民来说应该说比较有利。
问题是出在村民听到要向官府借贷上面，抗拒就免不了。
实际上，官府借贷给民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上古时代官府借贷财帛给民间就是一种增收的国策，不管是夏或商，还是到了周王朝时期都在这么干。
以前官府借贷给民间，各个时期有着自己的钱息规定。帝国放贷自然也需要有钱息，不过一些相关的事情上是属于无息的小额贷款，等于是国家动用资金在拉动经济发展，使得民众想要干点什么事业的时候得到助益。
张承就是按照帝国的借贷条例在办事，像是让山民转为果农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因为借贷给山民用来转型的借贷政策其实是一种无息贷款。
有些时候没文化真的很可怕，不管是怎么解释，甭管到底是不是真的，反正村民就认一个死理，他们认为自己那样过挺好的，官方就是说破了天，老子们就不想听也不想干，根本就不需要官府来瞎操心。
若是在以前吧，下到山间的小吏面对这种“死硬分子”劝一次不听也就不会搭理，可是现在情况不是不同了嘛！郡守想要集中一批人，集中起来之后是要上报到中枢迁徙到边郡，县令可是一再交代能劝就多劝劝，毕竟是县里的在籍人口，能挽救就挽救一下，没有县令或县长会觉得县内人口多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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