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说，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远代孙女，名叫女修。女修吞噬燕蛋生下儿子大业。大业的儿子大费跟随夏禹平治水土，受到舜帝的称赞，并接受了他的赏赐——一条黑色的旗带，这才有了荣耀。大费的子孙们大多生长在戎族地区，归顺殷商始成诸侯，但依旧凭力气吃饭，驻守西部，保卫边疆。秦的地理位置接近西戎，属于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一直受到东方各诸侯国的排斥和嘲弄，在此期间，由于同样的原因，秦与西戎的往来，无论是以贸易、征战或通婚的形式出现，都获得蓬勃的发展。
因而，即使到了战国时代，“秦国之俗”仍带有西部游牧民族的粗犷习性，崇权尚武，“贪很强力，寡义而趋利”，没有那么多缠绵的愁思、浪漫的情感（诗歌），也缺乏思想的深度和系统的智慧（哲学）。在秦王朝以前，秦地除了有过几位神秘的谋士和英明的君主，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位像样的思想家和诗人。秦国，就像一块干枯的沙地，只是贪婪地吮吸东方多余的水分。
赢政受这种风俗影响也逐渐具备了秦人的侍征，他已长成一名“长八尺六寸，大七围”的壮汉，舞剑弄棒，无所不能。由于环境的影响、特殊的家庭形态和个人独侍的生存经验造成了抑郁人格者种类繁多的行为模式，他们试图战胜自卑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中之一是通过实现超乎寻常的抱负来达到目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超负荷、超时限工作和全力追求最高目标来辛瞻自卑感。
以后的事实证明，赢政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驱除，怯懦、自卑的情感，确立和恢复自信心的。而且他像许多抑郁人格者一样，“对爱情、**、友谊、荣誉、地位及财产永远不会感到满足”也。确切地说，赢政对荣誉、财产、疆土、功业永无满足，因为他的个性和早年的经验使他感到，在情感和爱这类他不熟悉的领域里几乎是毫无确定性的，唯有亲手掌握权力和对世界的征服才有确定性可言。
有关赢政性格形成的详细过程基本上是一块空白，我们说他是抑郁人格者，那是根据为数有限的史料进行符合逻辑的分析推断的结果。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赢政呱呱坠地后，环境在他正常发育成长的道路上设置了多少障碍。他得到的奶水是否充足？他有没有过跌损？他的丑陋对他的心灵有何超常的刺激？他的心理发展是否曾中断，并为此感到焦虑？在那是非丛生的王宫深处，他是否经历过可伯的精神危机？为了激情和梦幻，他流过多少隐秘的泪水？这一切都是谜。
一个人的内心经历的痛苦是无法估量的。或许他太丑陋了，使人一想到他，一看到他就有一种经常打隔的不舒服的感觉；或许他大不起眼，太乐于沉默，许多人都忽略了他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他衣冠楚楚地坐在皇帝的宝座上，用暴鱼眼府视拜倒在他脚下的文武大臣，开始亲理朝政——而后在这个时候，人们也只限于对他的沉默和丑陋有点印象，他仍是个陌生的君王。
他长大了，成熟了。由于早年的经历，抑郁人格昔内心的混乱——怀有失败情绪、缺芝自信、好自责、时常感到孤独和遭人遗弃，以及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倒有助于他去寻求取代这种内心混乱的外界秩序。由于不安于模棱两可，他处处力求以确实可靠的态度处世，理想主义的狂热被冷静、平庸的见解所取代，他发展了一种贴近地面飞翔的本领。
他理所当然地喜欢上了韩非子在《孤喷》、《五蠢》等著作中宣扬的严酷的法家学说。他全盘接受韩非子那种冷眼旁观的非情感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发展到极端的利己主义。他把一切都浸人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算计中，把社会的一切秩序、价值、关系，人们的一切行为、思想、观念以至情感本身，都归结为冷酷的个人利害。它成了衡量、考察、估计一切的尺度和标准。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和荀遍的尔虞罚乍，加上他个人早年的经验都强化了他知亩中的这一观念人都是为生存而互相交往着、计较着、争夺着和吞噬着。
一切都是假的，神是不存在的，情感靠不住，只有冷静理智的利害算计，才能了解一切，战胜阴谋奸险，以维持和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安全。统抬秩序只能建立在冷静的理智所分析的利害关系上，在这关系上树立起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
相比之下，儒家迁腐的仁义道德、墨家的矫情兼爱以及各种漂亮的言词、缠绵的情感、浪漫的理想似乎都不过是扯淡和可恶的伪装，人生就是一场无情的战争。韩非子关于孙子、老子那一套兵书也完全适用于政抬和生活领域的说法，对他大有启发。
为了赢得人生战场的胜利，冷静理智的态度在韩非子手里发展为对人清世故、社会关系、政治活动多方面、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细密探索。韩非子对是非、毁誉、善恶、成败的多变性、复杂性，对人清世态中种种微妙细腻处，如争权夺利中的互相倾轧、嫉妒、勾结、欺作、谗毁、诬陷等现象和事实的分辨和剖析，其思维的周详细密，犀利锐敏，确系空前绝后。难怪赢政看后连连叫好，并叹息道：“我若能见到韩非，和他交游，虽死无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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