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到底是丑恶的，还是善良的，这个从古代讨论到今天，都没有结果。如果人性本来之初都是丑恶的，那么世界上是不是都没有善良了？
陈文强曾冥思苦想寻得了自己的答案：如果道德在可以约束的情况下，道德是强大的，可以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但社会如果陷入混乱状态，约束大家的社会道德不复存在时，人性中的丑恶面就会无情的暴露出来。生活中的不满，妒忌、贪婪、暴戾，在这个时候就象放大镜一样被乘以倍数的放大，被无限制地释放出来，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无所谓善良，那只是相对的，只是未被煽动，未被激发出来的状态。人人心中都有野兽，而每次动乱则给了人们释放人性中丑恶、残忍、野蛮的机会。
虽然陈文强亲自坐镇，用铁腕压制义军中的宵小之徒，用杀戮维持着所占城镇的社会秩序。但他看到了很多，亲眼所见令他对革命的破坏性和对人性的放纵有了很深的警惧，对梁启超的担心也相当钦佩。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明确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
而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
反观同盟会中革命党的论点，则显得过于想当然。他们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在对内方面，他们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而纵观历史，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而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几乎“被独立”……
梁启超的不幸言中，虽然并不能证明革命是错的，保皇立宪是对的，但他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眼光，却可以让陈文强认真思考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以及对目前义军的收编或改造。
退出所占地盘，长途作战，既是避开清军锋芒，诱其分兵或使其疲惫；同时，对义军也是一次荡涤、重整，对沿途百姓也是一次教育、宣传。而靠近五指山，义军也可依据山峦、丛林与清军周旋，长期坚持，使复兴会大旗立而不倒，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和号召力。
陈文强在马上已经能坐得很稳，这是一匹不错的好马，但想要很好地驾驭，还要费点时间。而他的马夫也换了新人，名字叫付长锁，可人们却叫他“刀斧手”，他也很愿意被这么叫。因为，他的腰上老是别着把斧子，并曾用这把斧子劈碎过几个清兵的的脑袋。
“跑的时候把缰绳抓得短些，在纵马跳跃时不要拉得太紧，否则马嚼子会勒进马嘴而把人摔下来。”陈文强会骑马，在前世，在上海的马术俱乐部，他都曾学习过，现在，他在点拔着付长锁。
“是的，大人。”付长锁跳下马，恭谨地答道。
“你喜欢军队生活？”陈文强随意地问道。
“是的，大人。”
“你将来想指挥一支部队吗？”
“也许……”刀斧手犹豫了一下，“是的。”
陈文强笑了笑，伸手说道：“把你的斧子给我看看。”
付长锁迟疑着把斧子摘下来，递过去。陈文强接过来仔细看着：长长的木柄插在斧子的槽孔里，抡起来非常带劲儿。
“你看这支军队怎么样？”陈文强把斧子扔给了付长锁，想从这个家伙口中得到最中肯的评价。
“嗯，很好，大人。”付长锁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谁要是糟蹋女人，就砍谁的头；谁要是抢老百姓，就砍谁的头。这很好。”
很朴实，也很有那么一股子劲儿，陈文强赞赏地点了点头。在老百姓眼里，这就是好军队，很简单。
“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吗？”陈文强开口问道：“你为什么参加革命军？”
付长锁眨巴着眼睛，有些迷茫，半晌才回答道：“清兵不是好东西，那些大官也很坏，打他们、杀他们的自然是好的。而且，赋税少了……”
陈文强笑了，付长锁回答得很有意思，但这正是他心中所想。革命不应该只是有知识的人的专利，而要使百姓也参与其中，似乎需要更浅显的口号，更易懂的号召。
“告诉我，你想得到什么？”陈文强做了个手势，又解释道：“你参加革命军，以后想得到怎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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