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这边对法国的态度，是有些扭曲的。
虽是盟友，但其实一直防着法国。而防着之余，有时候又确实感叹法国人的小日子可能真的是过的有点好，移民这么多年了，人口始终不足，这对大顺的“北美欧洲化、大国均衡”的战后构想，严重拖了后腿。
如果，沿着河流而下的入海口，是法国人占领的，那么大顺这边也就不必在意。只要是法国人卡住入海口，就凭这年月的交通状况，大顺一清二楚——阻碍大顺往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移民的最大阻碍，就是松辽分水岭。河流才是这个时代移民、垦殖、圈地、占领和作战的最佳交通方式。
真要是法国人占的，那就好说了。
至于说这些大草原上的原住民部落，大顺之前主要接触的，都是落基山以西地区的部族，和这些大草原上的部族并不熟。
原因也很简单，对于鲸海公司而言，有价值的毛皮还是海龙皮、紫貂皮这些东西。跨越落基山去草原，并无太大意义，因为草原部族狩猎的牛皮鹿皮，利润率并不是太高。
以北美为例，北美是有皮鞋、皮帽业务的。这些普通的反刍动物的毛皮，鉴于大西洋并不是太宽，是有利可图的。
而对大顺这边而言，牛皮鹿皮什么的，利润率并不是太高。鹿皮在东亚的主要市场在日本，因为武士需要用鹿皮做类似擦刀布之类的玩意儿，在大顺鹿皮的销量也就一般。
海獭之类的高档毛皮，当然不可能去大草原上找，因为根本找不到。
故而这段旅程，还是有些凶险和未知的。
不过既是这边有人主动请缨，队长也下了决心，那么这种凶险和未知，倒也算不得什么。
大顺虽然只是抓住了大航海时代的尾巴，但这些年死的人可是不少，多有人怀揣张博望、班定远之志。死的多了，也就习惯了，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若是不死，便可脱颖而出。
还是那个问题，虽然实学一派，被大顺的主流科举派，视作“边缘人”，他们甚至自己也自嘲说自己不是读书人。
但实际上，他们自嘲，恰恰因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算是读书人。
而此时这种读书人的心态，是非常有意思的——做人上人。
“人上人”之一词，其妙无穷，这种“赢了他人”的幸福感，那不是舒适的生活所能比的，也是后世的民社高税平均社会所无法提供的“精神满足”。
无非就是科举有科举的赛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实学派有实学派的赛道，也算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头悬梁，锥刺股，读万卷书，是科举赛道的方式。
换到这边，就是卧冰雪、饮咸水、行万里路，是这边赛道的方式。
这里面当然有“天下”情怀，也有“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理想，但当然也不可能缺乏这种想当扬名立万名垂地理书的自我实现。
并不矛盾。
大顺这边并不信东正或者天主，所以并无奉献一切困苦一生唯独精神满足的圣愚思潮、或自我牺牲必然和利己主义相对立的那种脱胎于“基督社”或者烧炭党人空想社的扭曲。
自从秦末之后，这边主流思潮，对那种“以苦为乐”的异端，都是相当排斥的。尊大禹精神的，延续以苦为乐的异端，在秦末之后就基本被融合了。包括后世被评价为“以苦极为乐、近墨而非儒”颜李学派，历史上，也只是溅起个一时显学的小浪花。
相反因着明末的道德回流，刘钰这一系的实学派，奉行的是【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的态度。
在此时的这个【一定的条件下】，大顺的对外扩张，实际上就是靠着一群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多数利己主义的人在推动。
这种【一定的条件】，指的就是大顺进入了一个仿佛盛世的时代，皇权似乎稳固无比，且都知道这将是大顺自开国后最好的一次阶级跨越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所以治军严格、不喝兵血、发展生产、造舰战斗、探索发现这些，都是在这个特定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的表现。
属于是标准的无意识地推动历史进步的样板，因为大顺这边此时绝对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有着明确目的、且目的是进步的高效组织，大部分的进步都是靠这种无意识地历史进步所推动的。
正如伊里奇的《咋办》，是20世纪先锋者该怎么办；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是19世纪在一片处子地上创造一个资产者的共和国该怎么办；此时大顺这边实学派奉行的，也就是18世纪一个封建专制巅峰的皇权科举制国家的原始积累期和扩张该怎么完成的怎么办。
这种将“18世纪的皇权国家的原始积累和扩张该怎么办”，这种寓“有意识的原始积累和近世标准正规系统科学殖民学说”于“无意识”的灌输，也催生了大顺实学派内大量的人才。
不管是军队、航海、测绘，还是探险，都表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态势。
敢赌、敢做事、敢冒险。
赢了脱颖而出，不说将来兼济天下，最起码能在大顺开国后再度迎来的阶级跨越流动期，为自己博来功名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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