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法国白兰地，也以“海盗商品”的名义，公开销售。
当然，更多的，还是本地产的便宜的朗姆酒。“感谢”法国人的白兰地产业保护政策，使得法国的蜜糖比英国甘蔗园的蜜糖便宜一大半，使得这里的朗姆酒产业快速地发展起来。
奴隶买卖、走私、海盗之类的交谈，夹杂着自由、爱国、权利之类的哲学，交织在一起，竟似乎并不违和，彰显出一幅魔幻的画卷。
实际上，葡萄串酒馆作为波士顿最早的三家公共场所之一，在马萨诸塞州参与了上次的人参战争后，就已经成为了反英人士的聚集地。
上一次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一起爆发在北美的人参站长，马萨诸塞州是北美最悲催的一个州。
当时正值刘钰祸害高丽参、收购北美西洋参和貂皮的时候，马萨诸塞州的州政府，发行了大量的纸币，募集民兵，参与了人参战争。
但结果就是被大顺提供了武器的印第安人，在森林里伏击；被大顺“租借”给法国、同时退还了海军教官的巡航舰，在印度夺取了胜利。
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无可争议的姿态，告诉了马萨诸塞州这群人：傻吊，老子才是统治阶级。
英国用北美攻占的城堡，交换了印度被法国人攻占的城堡。
最终直接导致了马萨诸塞州的纸币大贬值，因为当时发钞的时候，就是一群大商人一起超发的，觉得将来打下北边，那人参貂皮不有的是？去中国，那还不是一船船的银子？此时超发货币，是以将来的人参貂皮贸易为锚的。
结果英国政府更爱东印度公司，这纸钞能不贬值吗？
如今，本杰明·富兰克林，正在伦敦争取这些纸钞可以用于交易的事。而被这些纸钞坑的不轻的马萨诸塞州人，自是对英国政府一肚子的不满。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不满。
那些还有这朴素爱国情怀的、或者没收那些纸钞的，此时都在王冠咖啡和茶馆聚集。
而这些不满的，则都聚集在葡萄串酒馆。
波士顿的三个最有名的“政治中心”，交易所是做生意的，赚钱这种事谁都可以去；葡萄串酒馆是反英的；王冠咖啡和茶馆是亲英的。
约翰·汉考克走进酒馆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一个熟人正在那宣讲着什么，那是他在哈佛的校友，同学。
不过，其实，不管是宣讲的，还是在那听的，约翰·汉考克其实基本都认识。
毕竟，这就是个万把人口的小镇，而这么小的镇子，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互相之间也不太可能不认识。
小时候没一起弹过弹珠，也一起尿过尿，或者互相抓过头发。
比如，此时正在那宣讲的，是波士顿的医生、汉考克在哈佛时候的校友，约瑟夫·沃伦。
后来的历史上，他的名字被永恒地记录在那副着名的《沃伦战死在邦克山战役》的油画上，成为了美国塑造民族认同和民族集体意识的英雄人物之一。
比如，此时在选讲台旁边，点了一杯朗姆酒，正在那叫好的，是镇上的银匠，保罗·利威尔。
后来的历史上，他最出名的事迹，是他骑着马星夜赶往列克星敦，告诉那里的人英军可能要动手，打响了北美反抗的第一枪。
更旁边一个微笑着点头的年纪大一些的绅士，是镇上的税务官，镇上最好的人，塞缪尔·亚当斯。因为他作为税务官既不收税也不记账。
后来的历史上，他被称作美国革命之父。因为他在“注经”、“释经”上，出力最大，敏锐地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英国收多少税，他是第一个抹去了“税收”而转用“自由”这个经书的高手——问题的关键，不是收多少税。不要谈细节，问就是他今天能收三便士、那么明天就能收300万。一旦谈到细节，那么辩经就失败了。必须要用大而化之的自由，代替明确的财产权；要用抽象的“crisis”，代替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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