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本就屡见不鲜，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经济继续发展，商业继续繁荣，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实力越发强大，那么这种分裂和洗牌也就会越快到来。
玩得好，赌赢了，那么就是英国的平稳过度。
玩不好，玩崩了，那就是后世菲律宾的故事在这里上演，百姓宁可选择保守派大贵族，也不会再去支持工商业激进派。
《消费税法案》之后的辉格党分裂，本身就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工商业者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否则，单靠坦普尔家族搞的小圈子，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
老马说，辉格党人是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
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而每当辉格党人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措施时，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样一来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然后他们就“紧紧贴在”这个“顶点”上……
而这场以《消费税法案》为导火索的辉格党分裂，本质上就是“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的这个“极限”和“最终”，到底在哪的问题。
换句话说，“爱国者党”这个标签，是别人贴给他们的，也是他们自愿接受并且引以为荣的。
那么，“爱国者党”所爱的英国，是谁的英国？
国家，是要有统治阶级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是谁的英国？这个英国的政策，又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主？
没有一个笼统而抽象的英国，实际上600万英国人中，此时法律上只有43万人算是人，剩下的不算。
而这43万人中，又包含诸多的利益。
是汉诺威家族的德国王室的英国？
是以地租为生的土地贵族的英国？
围绕着国王小圈子的垄断的政治家族的英国？
是东印度公司等垄断商业资产阶级的英国？
是城市的中间阶层的工商业者的英国？
西印度群岛的商人的英国？
以及，北美的那群盎格鲁人，是英国人吗？
这些问题，就是此时英国党争的根源问题。
爱国者党本身就是辉格党内分出来的，他们也是以反对沃波尔、以及沃波尔后续的政府起家的，并且一直在标榜自己代表“真正的英国的利益”。
实际上，他们嘴里的真正的英国，是因战争而发财的资本集团的利益。包括詹金斯耳朵战争，以及狂热的全球战略，都是以商业资本的利益为导向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上，他们比起那些保守派的辉格党、和那些托利党，亦或者德国的汉诺威国王意图搞的主权在国王，是进步的。
毕竟，此时贵族地主和王权势力，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并不是说这是两坨屎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绝笔复仇，既是个人恩怨的复仇，也是辉格党内部分裂之后的一次“消除异端”的政治复仇。
爱国者党的核心，就是因为英国特殊的物权继承法原则下，坦普尔家族分支出来的坦普尔家族、格伦维尔家族、利特尔顿家族，以及与其联姻和提携上来的皮特家族。
用后来乔治三世的话说：（这四个家族）亲戚关系，必然总是要么实行专横的统治，（如果他们不能统治）则会激烈的反对政府！他们想成为一个氏族，一个统治英国的氏族。
某种程度上，其实这批“爱国者党”，所追求的，更像是做“一个合法的、带有传统光环的克伦威尔”。
因为工业革命并未爆发，也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还不足够强大——如果足够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脱裤子放屁去找辉格党一起混，辉格党之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存在一个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当托利党消失的时候，辉格党也会消失——所以，因为他们不够强大，城市工商业阶层宁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力图成为克伦威尔式的人物上。
反过来，这些爱国者党，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源泉——既不是土地贵族，也不是德国汉诺威王室，而是城市工商业阶层。
刨除掉其中的大资本、以及金融街的那部分人，剩余的城市工商业阶层，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狂热性、软弱性、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扞卫的主动性。
约翰·莫当特，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明白爱国者党们所利用的那部分人的特性。
既明白他们的狂热，也清楚他们的软弱。
既然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舆论煽动——战争！全面的战争！否则就是卖国！——那么，这件事要煽动舆论的方向，就得是叫人潸然落泪的直布罗陀的守军的忠诚、英勇、坚守岗位。
这些守军在他的作文里的形象，越忠诚、越英勇、越在绝望中依旧坚守岗位。
那么，“坑死”他们的内阁、见死不救的国务大臣、领导战争失败的那些人，就越可恨、越该死。
而随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幕，给了约翰·莫当特，足够的灵感，以及足够的感触，妙笔生花、叫人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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