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补给完成的舰队正式扬帆，驶入大西洋的时候，舰队的高阶军官们自然涌出一种使命感和无限豪情。
追唐慕汉的基调下，产生了时代在变，过去的西域现在不是西域、现在的南洋才是汉唐西域的类比体系。
于是，当年三宝公下的西洋，用这种思路类比之后，就是在如今的航海术、导航术、数学水平的条件下，仅仅是婆罗洲以西的地方现在还有资格叫西洋吗？
那时候自然是可以叫的，但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按照他们这些新学学派所接受的某种意识形态教育，他们所被塑造的共同意识，对于永乐下西洋的评价，其实是这样的：运气不好，要是南洋不产香料，而是印度或者非洲东海岸产香料和黄金就好了。
因为南洋产香料，离得太近，无法形成有效的行政垄断。
香料是当时唯一有价值的舶来品，所以在当时贵金属——包括铜——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以香料作为纸钞的锚定物，理论上是可行的。只不过太近了，走私无法杜绝，加上香料这玩意儿作为货币锚定，肯定是不如棉花粮食以及后世的石油天然气的。
当然这种认知未必全面，甚至未必对，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顺在对外问题、贸易经济等领域，塑造了一个新学阶层的主流共同意识。
英国的重商主义、自由贸易；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重农主义；大顺的儒教而非儒家的经济理解、以及新学派的资本主义粗略理解……每个群体，都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来支撑。
原本是宗教，但宗教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要靠经济学。
在对外贸易上，大顺的新学一派，和新兴阶层，都是鼓吹国家拟人化的自由贸易理论的。
而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由贸易理论，在大顺的新兴阶层那非常受欢迎，并且成为了显学。
虽然听上去，一群特许垄断的东洋公司、西洋贸易公司等，支持自由贸易，好像挺扯淡的。
但特色的自由贸易理论，在大顺成为显学，是有其特殊性的。
因为，这套体系推演下去，可以得到一个名为“新天朝体系”的东西。即世界各国经济分工，比如大顺负责生产棉布、丝绸、瓷器、机器、铁、煤等全套的轻重工业。
而朝鲜国可以生产稻米、纸张、挖煤；日本国可以生产纸张、稻米、白银、铜、黄金；印度生产棉花、棉纱；南洋生产稻米、靛草、香料等等。
因为大顺首先是天朝，或者是一个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然后才是一个国家。
在旧时代影响下的这群人，所能接受的理论，能也只能是一个变种的天朝体制，并且以此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和那些守旧派做斗争。
当然他们套用的，是王道、霸道之争的皮，并且非常确信自己现在搞得这一套就是秦汉先贤——甚至他们管仲秦汉之后的诸葛亮也拉了进来，并拿武侯将蜀锦丝绢和蜀国货币绑定从而维系了蜀国货币稳定的事做例子——先贤们做过的，在大顺自然便多了两分合法性。
大顺不是以小族临大国的满清，所以大顺的变革，精英阶层会选择优先保证“天朝”这个概念存在，而不是把这个概念肢解。
天朝，礼法，本质上就是一种国际秩序。
既然是国际秩序，那么就需要一个最起码听起来是普遍性的理论，才能建起来这个国际秩序。
其中的关键，在于嘴上喊的是一个“大家都要接受的国际秩序”，但内里是自己受益。
道理只能是：我遵守这个国家秩序，并且因为我遵守这个国际秩序，所以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受益。你们差，是因为你们不遵守或者违背这个国际秩序，或者说新时代的经济意义上的礼法。
并且，大顺本身是有这样的经济基础的。
比如，大顺和欧洲，完全可以签订一个双边的、平等的、都是百分五关税的关税协定。
你的纺织品卖不进来、我的纺织品疯狂往你家卖，那只能证明你们不适合发展纺织工业，不如按照自由贸易的理论，去找找你们国家适合干啥，比如养羊？
单就这一点来说，大顺是此时世界上唯一有资格真的举起自由贸易大旗的。
历史上的鸦片战争，这个旗举得就连自己人都骗不了，所有人都知道起因是贸易逆差和禁绝鸦片导致的违禁品超额利润。
大顺则不同。
至少，可以说服大部分欧洲的如伏尔泰那样的启蒙主义者：大顺真的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贸易和全人类的合理分工而来的。因为，大顺没有贸易逆差，并不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而开战的。
作为自由贸易的举旗者，大顺当然也会欢迎英国的呢绒、法国的白糖、俄国的木材、瑞典的铁块往大顺卖。
关税在那摆着，公平透明，两边一样，卖不出去，那就和大顺没关系了。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直到1790年才扭转了对已然殖民的印度的贸易逆差的欧洲、一个在1893年土布还能反击机织布的中国，大顺的政策制定者对此有绝对的信心，一旦放开东北的人参种植管制，连法国人参都卖不进来，更别说呢绒了。
新时代经书，也就是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是让自己身披大义。
并且这个大义，在嘴上、明面上，一定是某种看似好像公平合理、东西方通用的、普遍的东西。至少在明面上，不能是因为我是我、你是你，所以我要欺负你；而是在要明面上，你我他都要遵守一个“礼法”，礼法是永恒的正义，我只不过是恰好处在礼法秩序的受益者那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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