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自觉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主意，觉得他爹多半会觉得他有些主见。
但实际上，皇帝让太子来请教刘钰，请教了半天，太子还是没明白“本末”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时的大顺，伴随着白银货币化、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本末之争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生产和商业之争。
大顺的士绅阶层，类似于秉持的是商业资本思维。
耕地，是大顺最保值、最安全、最不受战乱影响、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品。
很多士绅说的已经足够明白了，战乱之后，哪怕改朝换代，张家的地还是张家的、李家的地还是李家的，永远保值、受到任何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小，是最后的投资方向。
刘钰给太子讲本末之争、将均输平准这些东西，太子看似听明白了，实际上还是没听懂刘钰的真正意思——如果真的相信“本末之争”，那就应该尽可能把内地土地的商业投机属性剥离。
大顺士绅最喜欢的两项投资，是买地和放高利贷。他们嘴上喊着“务本抑末”，可实际上他们比谁都“末”，因为贤良文学说的“本”，是生产。
大顺看不见的手，太厉害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高利贷和土地兼并收租，是收益率最高、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方向——所以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农业生产的盈余，不要往高利贷上走、不要往土地兼并上走，而是投资到水利建设、交通发展、农田改造、扩展耕地上。
问题在于，在买地收租和放高利贷的高回报率下，无形之手的阴影下，士绅地主有多少人，把其积累的资本，投入到了水利建设、农田改良上？
这才是刘钰想给太子讲的“务本抑末”这个道理，在大顺这个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上的真正涵义。
不要刻舟求剑，拿着先秦两汉时的人口、耕地、土地所有制、税制、畜力机械普及量等，来套大顺的现实情况。
韩非子当年嘴很毒，专门为这种情况，自己创造了个成语，叫“守株待兔”。
想要让资本，投资到土地改良、水利工程上，除了特殊手段外，若靠无形之手，还有另一种办法。
那就是提升亩产的价值，靠某种经济作物的高额回报，高于地租和利息，使得资本会选择改良土地、促进生产，以获得更多利益。
但这在大顺内地也已经没可能了。因为刘钰把所有值钱的原材料农作物的生产地、商品粮基地，都放在了东北、南洋、以及后续的印度。
在南洋开种植园、或者在东北垦殖种豆的收益，已经高过了在松苏买地收租，所以大顺这些年的银钱兑换比问题才没出事。
大量的热钱和积累的资本、贸易的顺差白银，实际上都跑到南洋和东北去搞基础建设去了，靠着大量产出，才没有出现白银通胀和物价革命，保证了大顺的“汇率”依旧极为有利出口——虽然大家都在用白银，甚至可能这些白银，都他妈是南美的同一个矿坑出来的、甚至可能是同一个南美印第安人挖的，但实际上两边的白银还是有汇率的。休谟在和自由贸易派论战的时候，就拿捏过这个“汇率”问题。
所以，其实问题到了这，就算是太子真的明白了“本末”问题、亦或者更进一步把这些东西都基本搞清楚了。
那也没用。
因为由此推出的、以全体的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为主体的解决方案，是太子或者皇帝都无法去做、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哪怕，由此推出的主体，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人民，而只是大顺的资产阶级，那么太子或者皇帝都不可能接受他们的路线，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老马说，资产阶级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假使不考虑全体人民。
只说如果大顺此时是一个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那么下一步，显然就是要打通国内市场、取消国内的税关和各省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取得外部市场后再把内部市场拿到手，从而建立世界市场的轮廓；实行土地国有制和级差地租制，也就是列宁评价中山先生的那套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方便将资本用于依托土地这个生产资料而进行生产活动。
而这，还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只是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
仅此，皇帝也好、太子也罢，能支持吗？
就算明白，民族的国家的未来是这样，皇帝、太子、地主官僚、士绅等，会去做吗？他们假设自己是忠君爱国的，只是当告诉他们，新时代下，真正的爱民族国家，是要取消他们的封建特权，士绅特权、减租减息、甚至土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举起屠刀。
因为多少明白一些这里面的道理。
又因为他是太子，屁股坐的很牢靠。
所以，当几天后，皇帝再度召见太子，询问太子和刘钰的交流问题时，太子给皇帝的答案，也就是他的主见，就是理所当然的折中。
太子知道，自己询问完刘钰后，父皇一定会再找自己。
皇帝也知道，太子应该会知道，并且会给自己一个要尝试做事的方向和答案。
所以皇帝开门见山，询问太子道：“朕叫你询问兴国公，听其所以然，未必听其然。他给你讲了什么，这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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