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康提王朝对此肯定是有意见的。
不过，在驻军和舰队环绕的状态下，他们的意见顶个屁。
最多也就是两边商量了一下，灰衣派不能去山区、那边的种姓派也不再干涉低地区的事。
私下里，会悄悄找英国人，又忘了赶走生姜请来辣椒的教训。
但英国人现在没工夫在锡兰费力不说，也压根不想招惹大顺。
本来大顺就和法国不清不楚的，这时候没事找事，再去招惹大顺，那真是闲的没事干了。
权哲身看到的是汉化，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狭义的汉化。
这种狭义的汉化的根源，是大顺控制区总共大约四五十万僧伽罗人，一下子塞进去大约二十万汉人。
更广义的汉化，其实是近代化、世俗化。
也就是刘钰所说的“普遍的修饰成民族的”。
世俗化，是近代化的前提；打破种姓制度，就是近代化。
狭义的汉化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育、人口、经济优势等等。
广义的汉化，是狭义汉化的基础。
因为，世界是往前走的，不是往后退的，要为将来的近代化的汉人国家打基础，而不是往后退着让一群旧统治阶级去读经书。
只要能做近代化、现代化的标杆，那么那些近代化、现代化的普遍性的东西，就是民族的。
灰衣派的宗教改革在这里成功的原因，就是大顺本身是反本地统治阶级的、而这里的低种姓人口既多又掌控了经济基础。
更为现实粗暴的原因，则是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终究还需要高种姓群体，为他们提供粮食和劳动力、服役。
而对大顺来说……天朝不缺会种地且愿意种地的人。
天朝也不需要靠一群高种姓锡兰人，才能种地，天朝种地的水平，不知道比这些高维种姓高到哪里去了。
况且，这种地方，刘钰逆练的一些教导，让刘钰确信，彻底吞并锡兰，意味着锡兰民族主义的觉醒；而直接割裂，甚至搞灰衣派和种姓派这样的宗教冲突，才是大顺可以永久占据西南地区的基础。
甚至，他是非常乐于让世俗派和种姓派的矛盾加剧的。
因为，矛盾越加剧，正统的种姓派，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会更加“传统”，绝不会自我改革、放开种姓限制。
大顺又不想在锡兰山区种茶叶，放着好地方不要，去山区干啥？
故而，大顺的政策，就是将为数不多的高种姓村社，保持原样；而大量的土地，则分给了低种姓人群，并且打散他们的种姓，取消他们的世代职业限制。
唯一还有职业限制的，就是他们不许服兵役，也不需要服兵役。而是转为缴纳土地税，代替服兵役。
大顺不需要土兵，因为不缺人。
所以，从政治、政权的角度来看，锡兰的西南地区，实际上汉化的已经非常成功。
府兵服兵役，国家给予土地，府兵有服兵役的义务。
被打散的、事实上已经取消了种姓限制的小农，缴纳赋税。
大量的工商业从业者，以雇工而非劳役的形式，充斥着种植园、采珠船。
村子编户籍，设里长、粮长。
除国有土地外，授予的土地，由各家赎买，赎买之后获得土地所有权，可以买卖、交易、允许兼并。
都督府每年会征发农业人口，进行水利建设，但会错开农忙时节——因为土地比较充裕，农村并未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所以征收募役钱，雇人劳作，反而是不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刻舟求剑的。
低地地区，普遍使用大顺纸币。
城市学堂，全部以汉语教学。
推行的第一部法令，是禁止同姓血亲婚，和跨种姓婚姻合法。
出家人实行严格的度牒制度，不经礼政府下属机构审核，一律不准出家。僧团领袖不经都护府上报礼政府批准，一律不得传承。
终究，这里是大顺的锡兰都督府辖地，是锡兰军镇。
而不是大顺印度公司，或者大顺锡兰公司。
大顺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占据经济优势。
但是，他们依旧没有与其小范围经济优势相对应的政治优势。
所以大顺的商业资本，不得不服从于大顺官僚集团的意志，以“消化”锡兰西南部作为前进基地为主，而不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为主。
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如果选择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那么，维持种姓制度、维持种姓劳役、引入泰米尔人作为奴隶，才是利润最大化的优先选择。
甚至，往锡兰运汉人，根本就是违背商业资本利益的。
然而，以刘钰为首的一部分官僚集团的意志，并非如此。
而且，显然，大顺的商业资产阶级，想要获得统治地位、成为统治阶级，还早呢。
这就是“大顺锡兰军镇都督府”和“大顺锡兰特许贸易公司”的区别。
刘钰对荷兰人在南洋折腾了百余年，折腾的荷兰人口少得可怜、多么好的南洋市场的底子竟然弄得本国手工业崩溃的印象，相当深刻。
他可不想大顺重走覆辙。
这种部分有长远眼光的官僚集团和商业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说路线上的区别，其实也是导致赵立本听到弟弟在宝石矿干活后忧心忡忡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在赵立本于黄龙府黑金矿暴动之后，他在县城等大赦天下的时候，是有官方的人在那里招过挖金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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