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的出发点，和甲申年改变的禁宫正殿匾额四个字里最后那个“民”字，其实并无太大关系。
只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是必然清楚倾向小农就是维系皇权稳定这个道理的。自耕农才是皇权的支柱，而士大夫并不是，在关键时刻能够保卫皇权的，还得靠自耕农。
佃农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士绅靠不住、雇工更靠不住。
淮南的这场血腥屠戮，在刘钰说出他会准备劣质米和玉米地瓜土豆高粱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皇帝想不想改革？知不知道士大夫的免杂役政策、免地方摊派政策是在侵吞皇权、侵吞朝廷对国家的控制？
非常想，也知道。但不敢动。刘钰在苏南搞改革，效果显着，尤其是亩税改革，但皇帝也知道苏南情况特殊，而且那是刘钰在动了他们的利益之后，又给了个可以投资的甜枣。
如今淮南苏北的这场变相的土地改革，也算是为皇帝找到了一条“斜径”，虽不可复刻，但效果却可以达成最想要的结果。
踱步几圈后，皇帝又看了一眼地图上向南急转弯的黄河，目光在淮南看了几圈，逐渐下移。
从阜宁、盐城，淮安，已到了扬州府、镇江府，又渐渐向东，移向了常州府、南通府、苏州府……
伴随着漕运改革，镇江府的驻军也可以裁撤或者调换了。
漕运时代，镇江府要是被人打下来，距离中央集权崩溃也就不远了。
而现在，镇江府的地位伴随着漕运改革，至少不再是一旦有变天下震动的程度了。
松江府作为海运起点，又是沟通日本、南洋的中转站，地位日高。
然而松江府和镇江又不同。
镇江府只是运河的起点，守住镇江，若是因外敌，或敌从东南来，运河仍能通畅。
但松江府不是走运河的，而是走大海的。
守住松江府，制海权没了，也是卵用没有。
当然这也不全是坏处。
好处也有。
外敌不想，考虑内患。
比如农民起义，可能切断运河；比如地方造反，可能切断运河。
但是，不管是农民起义，还是地方造反，都不可能变出来一支海军。
就算他们变出来一支海军，可也变出来一群能够海战的军官。
海军是技术兵种，至少相对于陆军来说是的。
只要他们变不出来海军，也就意味着朝廷不会因为财政崩溃。
钱袋子、米袋子在手里，总就能镇压下去。
朝廷的战略，也就不需要考虑什么保运河、保漕运、保这个、保那个，被人牵着鼻子走，很容易来一场“攻其所必救”的计略——这对当年玩过攻打藩王调动敌军的大顺来说，是开国史，记得清楚。
好的也有，坏的也有，皇帝自也明白和以往多有不同了。
如今这个李家从高一功手里接下的帝国，走到了这一步，已经到了不得不继续发展海军、继续扩张保证足够安全的南洋缓冲区的地步了。
伴随着南洋成为产米基地，某种程度上讲，马六甲已经接替了镇江府的地位。
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无路可退了——运河一旦被废，真要海上出了事，那运河可不是三年两年能修好的。
运河被废，是破釜沉舟的举动，没有回头路了。
海军不行，连夜修运河，哪怕有的是银子，那也得修几年，到时候怎么样呢？
科学院倒是搞出一些铁轨车，但那玩意儿皇帝去看了，也就还只是个玩物，要到真正变成“不需要水的大运河”，皇帝怀疑自己都未必能够看到那一天。
一旦走向大海，便退无可退。
帝国在慢慢滑向一条之前的二十余史无史可鉴的路上。
一时间，皇帝很是理解了刘钰为什么对钱银兑换那么紧张的原因，那种不知未来的莫名恐惧、无法预测、无法用过去的经验或者推理的理性去推断的事物，总是叫人慌的。
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变化，又伴随着必须重视海军，引发了更多的新问题。
海军，就需要一群新学军官。读十三经的当不了海军，经纬度都算不明白，怎么当海军军官？
哪怕皇帝已经意识到了，许多地方的新学学生，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他们无法科举，但他们还有学问——可现在帝国已经被逼到不得不重视海军和贸易这一步了，又不可能取缔新学，只能任其“泛滥”。
的确不能科举，那会天下震动。
然而也得给这些人找些事做。
可是干什么呢？
皇帝的目光又重新挪向了苏北淮南地区，也就是刘钰准备杀许多人的地方。
一旦靠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将当地劣绅屠戮干净，朝廷是不是可以学一下秦时制度，选拔新学学生，让他们作为小吏，填补乡绅被屠戮一空的淮南苏北？
一来一旦新淮河修好，必须要有人承担原本乡绅的位置——修黄河，国家出钱，那维护当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来组织。
二来新学学生里，一流的进科学院，次一等的入海军，再次一等的做商贸职员，可这些仍旧无法给优秀的人才上升空间。南洋是一个方向，淮南亦可为一个容纳的水池。
三就是收税问题了。
十税一甚至八税一，在土地分给小农、取缔了那些地方摊派之后，百姓依旧是负担的起的。朝廷也需要一个高效的税收体制，来维系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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