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税一的奇葩政策，士绅免杂役、地方免摊派的脑淤血政策，土地的年收益又是多少？
前几年，极端条件下的松江府上海县，土地价格是2.4两白银一亩，地租是6钱白银一年，收益率40%。
一度出现了“主不如佃”的风潮，自耕农主动卖地去当佃户，逃避杂役和地方摊派。
不说极端条件下的当年的上海县，只说这几年大顺下南洋政策的苏北。
刨除地租之外，还有别的收益。
就近放贷是不是收益？
睡佃农的媳妇、女儿，免费，是不是收益？去窑街，还得花钱呢。
农闲时候，让佃农服劳役，修田埂、坝台、房屋、围墙，是不是收益？
要避主人的姓、名。要给主人的爹、甚至打死狗也得给狗守灵哭丧，上份子钱，是不是收益？
饿到要吃大户，三十多人直接被活埋，扣个“所谋不轨”的帽子，要不是被皇帝知道都没有任何惩罚，是不是收益？
这叫集权？这分明叫中世纪分封农奴制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下的魔改版嘛。
关键是骑士还得履行封建义务，还得出兵呢，地主士绅只需要缴纳三十税一的国税而已，哪家的封建骑士的封建义务加封建贡这么低？
要是什么都不管，啥工业的收益率，能达到40%？
单个的布尔乔亚，可以转型，去当地主、去当高利贷放贷者。
刘钰作为大顺布尔乔亚的代言人，代表整个新兴阶层的利益，理所当然对士绅地主恨的深沉，恨到骨子里。
但凡土地问题、税收政策，稍微动一动，他这二十年时间干的很多事，就都是脱裤子放屁了。
可现在呢？
这边忙着搞对外贸易，转身就要担心巨额的白银流入土地，不得不搞纸币兑换券，尽量让热钱别往土地上流动。
和英国人斗智斗勇耗费五分之一的精力，剩下五分之四的精力全都在和土地斗智斗勇。
他不这么干，就只能学历史上满清酋长乾小四了：
乾小四带头贪污、受贿、索要、明抢、搞白手套代理人，用各种手段把对外贸易流入的白银拢到手里，再用战争、赈灾、修园子等方式花出去。
但那并没有任何卵用，不涉及根本，只是在修修补补维系小农经济。换个没那么有“政治动物”天赋的，立刻就露出原型。
再说，指望皇帝，就跟后世开盲盒似的。
SSR级别的刘彻、李二、朱元璋，几率太低。
甚至对中华帝国来说，在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当务之急，不是抽中刘彻李二这样的卡，而是千万别抽到朱祁镇赵构这样的。
不能指望皇帝，刘钰又没本事在盛世造反，搞快刀乱麻的暴力土改，那自然是浑身难受。
天天看着士绅，就想着土地收益率、工商业收益率，眼里的士绅地主全都是经济学的地租符号。
刘钰已经动用了他几乎能动用的所有手段。
包括且不限于：
皇帝直属的特务组织孩儿军，被用来监督这些海商集团的白银流向。
搞脱裤子放屁一般的白银兑换券，尽可能控制每年超过朝廷财政总收入的白银，不流向不该流向的地方。
反动透顶地站在“永禁齐行叫歇”的这一边，用压低人工成本，来换取工商业利润比地租回报略高，跪求资本去办手工工场。
动用封建贵族身份和勋贵关系，杀鸡儆猴处置将大量海外白银用于买地的“无罪”大海商。大顺律没有一条律法规定，不能买卖土地。
顶着士大夫士绅戳脊梁骨的骂名，在苏南地区搞十一税改革，减轻自耕农负担，提升土地价格，降低地租收益。
对大庾岭地区的几十万因为商业中心转移而失业的百姓掩耳盗铃君子远庖厨，明知道皇帝可能会选择武力镇压，也不主动提一句“谁开发谁保护”，让松江府的工商业集团多缴这一份税财政转移支付。
默许开发南洋的人口买卖。明知道那就是债务奴隶、契约奴，却不承认那是奴隶，而说是契约长工，以求降低南洋的开发成本、增加资本回报率，让资本不流向国内土地而流向南洋。
勾结西洋人，借贷西洋金融资本集团的白银，并每年支付7%的利息，却坚决不扶植“民族资本”，不问他们借20%年息的贷款。
每年赔二十多万两白银，在苏南搞青苗贷，力求降低苏南地区的放贷收益，从而让原本无人问津的12%左右的一些工商业，有人开始投资。
顶着违背“米贱伤农”的大义，搞南洋米进口，降低工商业成本，降低地主的实物租收益，变相提升相对的工商业投资回报。
明明是政府这边的监管者，却要跟孙子似的，哄孩子似的，哄着这些新兴阶层，达成“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
这一次分红大会上定下的“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他已经用了浑身解数。
搞了鸦片案、教案，封闭英葡商馆。
搞了丹麦商馆查封加税。
搞了一两年的香料贸易断绝的饥饿营销。
再配上南洋和印度地区的特殊情况。
用尽浑身解数的结果，就是让贸易的开门红，红的发紫，把利润率拉到一个极高的程度。
再把极高，变成较高，说是“高积累、低分红”，实则这个“低”也是相对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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