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上海。晴。】
我不得不说，公司的大部分人都是蠢货，根本没有什么头脑。
大顺对日本的册封，引起了我们的讨论。
当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在日本失败，最终全面撤出日本。
在这种时候，当然是担心公司在中国也遭受和在日本一样的命运。
公司的参赞等人，完全不懂我们为何成功，也不懂我们为何失败。
他们认为对日本贸易的成功，是由于三浦按针。并认为法国在中国的成功，因为白晋等传教士。
实际上，他们完全是错误的。
但有一点可以讲清楚，我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当年撤出日本的情况，是相似的。
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知道我们到底如何才能留下中国。或者说，公司的未来，到底该往什么方向努力，该如何改变公司原本的业务。
公司的大部分人，都夸大了三浦按针的作用。
我可以明确的说，公司在日本的成功，与公司在日本的失败，与公司的努力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公司在日本的成功，是因为那些天主教大名在关原之战中基本站在了另一边。而公司在日本开展业务的时候，恰逢大阪之战即将开打，大量的天主教大名追随丰臣家。
我们不是旧教国家，所以德川氏找到了我们，试图与我们合作。
公司得到的第一批订单，就是200斤用来制作火枪子弹的铅。随后增加到4000斤。
以及得到了大约二十门大炮的订单。
可以说，公司在日本看似成功的原因，与公司的努力毫无关系。
完全就是日本方面的需求。
大阪之战后，不再不需大量的铅弹、钢剑、大炮，公司的业务就飞速萎缩。
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公司在战后，拿不出日本所需的上品。而在战前，许多天主教徒站在了丰臣家那一边。
我们能卖的，荷兰人一样能卖，而且质量更好。
我们不能卖的，荷兰人也能卖，比如香料之类。
公司在日本根本就没成功过，看似短暂的成功，不过是大阪之战的战时需求。
一旦战争结束，公司撤出日本是迟早的。
我们在东南亚竞争的失败，已经注定了我们在日本贸易的失败。谁是东南亚贸易竞争的获胜者，谁才能在日本站稳脚跟。
荷兰人证明了我的观点。
21年我们与荷兰合作炮制平山常陈事件；23年安汶岛屠杀，荷兰人对我们动手；23年末我们就退出了日本。
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能卖的呢绒卖不动；我们之前有大量利润的铅块，战争结束后卖不动；日本人想要的香料，我们弄不到。
所以，有没有三浦按针，是否影响德川家向我们购买火枪用的铅块？是否影响日本战争结束后，不再对铅块有大量需求？是否能影响我们的呢绒是否畅销？
如果能，那么他的作用巨大；如果不能，那他的作用有多少呢？
同样，在中国问题上，难道不是一样的原因吗？
我们能做的事，其余贸易公司也能做。
公司只有拿出“我们能做的、其余东印度公司做不了、我们无可替代”，才能取得对华贸易的真正优势。
否则，大顺把我们驱赶，不要说影响其经济，就连单纯的对外出口都无法影响。即便他们没有西洋贸易公司，瑞典丹麦法国普鲁士也会高兴地分走我们的份额。
而我们能做的、无可替代的一样东西，既是茶叶关税。我国的喝茶人口，是欧洲之冠。甚至可以说，包括瑞典丹麦在内的大部分公司在中国买的茶叶，都流入了我国。
只要解开这一点，那么公司就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以茶叶关税向中国讨价还价。
而现在呢？我们手里有任何筹码吗？
只有先降低关税，才能用提高关税做筹码，讨价还价。
现在关税这么高，我们是没有任何筹码的。
可偏偏，议会的那群蠢货，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应该从荷兰那里学到足够的经验。
荷兰人能够在日本站稳脚跟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东南亚。
我们如果不能降低茶叶关税、却还想要在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就需要得到印度。
足够近的距离，才有足够大的贸易额。从英国到大顺，棉花粮食都是无利可图的，因为运费和周转；而如果我们离得足够近，即便是棉花粮食这样的低利润的商品，也有利可图。
我说，不要再在中国这边做任何努力的尝试，毫无意义。
我说，要解决中国贸易的困境，要么在孟加拉解决、要么在西斯敏斯特宫解决。
总之：
【中国贸易的问题，无法在中国解决】
然而，他们却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
呵，一群蠢货。
甚至还有蠢货认为，应该再去告御状，说明白这一次澳门的鸦片贸易和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要大顺官员学学法律，弄清楚责任关系。
甚至，有蠢货建议，在皇帝过些天可能来松江府的情况下，绕开军队的监视，去拦路告状……
我很震惊！
躲开监视的军队，去拦截皇帝的御驾？
去和皇帝讲什么犯罪的直接关联和间接责任？
上帝啊，公司为什么会派这样的蠢货来中国？
敌在利德贺街！
【1月20日。上海。天气未知。】
我拒绝参加那些蠢货的讨论。躺在床上一整天。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弱智的决定，我只能选择在2月4日跟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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