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肯定是赚钱。这些天我一直在倭国那边，朝中有些事不太清楚。问题是朝廷准备把虾夷的买扑费定个什么价？一年多少钱？”
齐国公、翼国公这些天一直关注此事，待刘钰一问，自是如数家珍。
“两年免征。买扑一次一甲子六十年。从第三年开始征钱，前十年每年五千两。十年后每年额定四万两。”
这个定价可真的是不怎么高，偌大的虾夷地，可开发的土地面积极多。加之又多是火山灰地，肥力很高。纬度虽和海参崴差不多，但气候温暖和积温，因着暖流的缘故，倒是和辽东差不多。
刘钰心里盘算了一下，十年后每年定额四万两，在大顺这边也算是比较标准的大县的收入了。
在去日本谈判之前，朝廷发生过一件事，刘钰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在推广文登州的摊丁入亩制度，直隶的一个名叫“获鹿”的县，当地县令干的挺积极的，就上了一份迎合改革的统计报表。
结果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被皇帝当成了反面教材，在朝会里大肆讽刺了一番。
其实干的不错，就是写报表写的太扯淡。
那份报表，既让刘钰了解了一下大概每个县的农税收入，也让刘钰大开眼界知道了许多神奇的度量衡单位。
其奏报曰：本县上中下三等土地，合计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九亩二分一厘三毫二丝八微，折算丁口银入亩，合计征收亩税二万两千三百六十六两五钱八分八厘三毫四丝一忽二微九织六沙二尘二埃七渺二漠九虚一澄四清六静……
精确到了小数点后17位！
县令的本意，是想借此体现一下自己工作认真、丝毫不差、锱铢必较，以求上面表扬。
但当时皇帝正在整治这种“办虚不办实”的问题，在朝会上皇帝把这封“报功”的奏折当众宣读，就差破口大骂了。
当即叫人拟旨，说也不求你能称出来“一澄四清六静”这样的重量，只要能把厘毫后面的丝、忽、微、织、沙等称出来，做出这样的度量衡，当即赏他一个子孙六品承直郎的散官。
有把税银算到小数点后17位的时间，干点实事行不行？但终究实绩干的还不错，也就训斥一番了事，并没有撸掉。
刘钰对这件事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一个直隶的县，一年亩税加丁税，实际上也就两万两左右。
朝廷把虾夷的征税目标，当成是一个直属州，两个县的包税标准。
在朝廷看来，朝廷赚大了。一分钱不用花，蛮荒之地居然赶得上直隶的两个县，而且日后移民实边的目的也能达到。
在刘钰看来，承包的垦殖公司赚大了。一个面积相当于云南省、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是世界级的大渔场之一，一年承包费居然只要四万两银子……
当然，这个赚的前提，是大顺有一支能强迫日本开关、强迫日本放开粮食市场的海军。
否则的话，可能朝廷不但收不到钱，还得花钱奖励垦殖。
同样的土地，在每个时代的价值都不同。
偌大的加拿大、五大湖区，在法国政府眼里，此时的价值比不过一个海地。
在英国政府眼中，北美十三州的价值，此时也赶不上加勒比的几个小岛。
而于现在，朝廷眼中，极具战略价值和可垦耕地面积的虾夷，完全比不过河南的一个县。
十年后收四万两，已经算是给足了虾夷面子，也侧面体现出朝廷对于买扑制的期待。
不过虾夷地的开发经验，用在别处好像是不适合。要靠民间资本，就需要有个极大的市场。刘钰常用刻舟求剑的比喻，虾夷能用的办法，用在西域就不行。
然而终究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大顺也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快速殖民了。
四万两，确实不多。
“父亲、岳父大人，如果是这个价的话，肯定是赚的。我也不说假话，这里面的利大得很。但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再上奏陛下说清楚。朝廷必须要明确一件事，那就是这个垦殖公司必须要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虚化的人。”
“既然全都承包了出去，在虾夷的一切活动，均视为这个虚化的人在做。这个虚化的人如果犯了错，朝廷是要按照法度追究的。”
“但这个虚化的人，和那些投钱的、实在的人，不能是一回事。”
“里面的股东犯了事，不能牵扯到公司。尤其是在勋贵带头入股的情况下，这件事不说清楚，勋贵带头反而就成了坏事了。”
有些话不必说的太直白。在这个有株连九族的时代里，勋贵站得高，一旦跌倒跌的也狠。
大顺只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开国因素，开国之后并未大规模屠戮功臣。但之后，勋贵跌倒的也有不少。
到时候万一牵扯太多，犯事的勋贵又是公司股东，只怕朝廷直接把公司没收了。
这是刘钰一直想说的事，之前在松江那边属于皇帝特许，刘钰用个人信誉作保，而且那里的商业氛围也更浓一些。
加之贸易公司只是涉及到外贸，虾夷开发却涉及到大顺朝的命根子的东西：土地。
既然皇帝想让勋贵带头，或者想把勋贵的钱往边疆扔，那么这就是一个趁机说清楚的机会，最好是出台法度。
即便哪怕君言即法，法度就是放屁，皇帝随时可以违背。但有也比没有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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