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你自己信这一套吗？”
康不怠听完大致的逻辑，身处这个时代，很容易就理解了其中的思路。
基本上就是把正统道家，用极端反动的方式去解构，披着道法自然的皮，把人口增长带来的饥荒战争等曲解为自然天道、把救济饥荒之类的举动扭曲为人对自然天道的干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有余，故而天降四凶损之，以达平衡。
这是前半卷。
后半卷，则是极力鼓吹地租的重要性、鼓吹不事生产的食利阶层，是工商业发展所必须的一个阶级，不然就会导致产品过剩而消费不足的经济危机。
这些想法过于反动和残酷，和大顺这边的正统道德格格不入，完全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
但若论洗脑的能力，确实足以说服许多人，即便嘴上不敢称是，但内心还是认可的。
康不怠颇为好奇，刘钰自己内心到底是不是也多少信这么一点。
刘钰哑然失笑，信与不信，尽在笑中。
“我是专门给日本这边准备的。一来日本古学一派，维护上下尊卑的基石，是荻生徂徕的‘社会生产有限论’，认为分出高低贵贱只是为了‘合理’分配社会的产品该谁用好的、谁用坏的。”
“但他的脑子其实也不好用。”
“就像是新井白石搞大君还是国王的称号的辩论；亦或是假如夷狄入主中华搞一场夷狄还是中华的辩论，本身脑子就是有问题的。这东西，不能争辩，哪怕你能辩赢，也不能争论。而礼法的意义，更是应该虚幻化和神圣化，不能用来讨论为什么要有，神圣的东西需要人间去辩论为什么合理吗？”
“古学派既把神圣的东西解构成是否合理，那这就大有操作的空间。”
“既然‘社会生产有限论’作为其古学一派的基石，那么我这一套东西就会很容易被人信服。因为这一套东西的基础，不也正是‘有限论’吗？”
“如今日本封建大成，上位者财富全出于土地。西洋也有重农学派。法兰西国重农学派的基石，便是‘自然秩序论’。至于政策、法令等，则是‘人为秩序’。是以人为秩序，要符合自然秩序。现在社会生病了，就是因为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
康不怠听说过西学东渐，也听说过东学西渐，知道此时西洋正掀起一波中国热，也跟刘钰一起混了十年了，耳濡目染之下，自是大有想法。
听刘钰说完这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康不怠忍不住笑道：“老聃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然这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自然是要生病的。”
“西洋重农学派既说道法自然，我猜，想来这法兰西国对财政控制的紧，颇多政策定价的举动，这些人心怀不满。说是道法自然，实则想要放任自由，不希望法兰西国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我看这是打着‘道法自然’的旗号，反对西洋诸国的‘重商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本朝变法，必托古改制，曲解孔孟原意，方可变革；西洋诸国信教，天至大，便只好托天改制了。换汤不换药啊。”
“只是我是真没想到，这‘道法自然’的旗号，还能搞出公子所提的这么一套东西。但其实仔细想想，倒也殊途同归，经济不干预、和贫民不救济就是不干预，似也无甚区别。当真把一切都认定天道有一双无形之手，可以控制，最后损有余而补不足。”
“只是余则损、不足则补，每一次都是百千万人饿殍饥荒、无业谋生，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只说天地不仁，颇为残酷，却也不无道理。回首千秋，自秦汉兴盛交替、治乱循环，似乎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似无解也。”
刘钰哈哈大笑，心道这玩意还真是换汤不换药，当年艾奇逊也是这个调调，几乎是一样的想法，打出马尔萨斯和自然秩序道法规则的旗号，所以才有了开国的大典半月前的那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放在此时的日本，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
五公五民的高赋税才是这么点人口就导致一揆不断的根本原因，但既不肯废除武士阶层、又不能减轻赋税，那就只剩下“道法自然调控太慢，人为帮着天道不仁”这一个选择了。
日本一揆和农民破产的根源是高地租，幕府直接收的贡赋也可以看成地租。换言之，高地租正是“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人之道。在这个基础不变的情况下，天道要为人道让路，也就只能扭曲成“长子继承、剩余溺杀，才是唯一出路”。
理论上，路当然不是唯一的。
但所有的路，无非四条，一左一右；一前一后。
右边那条，被刘钰堵死了。
东南西北，无处可去。武士刀想要为日本的犁攫取土地，要面对大顺的火枪火炮，从虾夷到琉球、从朝鲜到萨摩，动一处就是国战。
前边那条，运气不好。
世界市场虽大，此时却也容不下一个镗床镗出气缸的大顺，最多容得下一省就不错了。大顺先走了一步，又离日本这么近，此路不通。
左边那条，幕府和武士们根本不想走。
那当然就只有往后退这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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