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荷兰人纵可引以为援，但却不能够指望荷兰人。最终还是要靠治国理政以自强啊。”
德川吉宗虽然很赞许儿子敢想，也因此认为二儿子不是个懦弱无能的守成之主。但对大顺和荷兰之间开战这种想法，并不认为有可能发生。
曾经他也是那种标准的日本贵族思维方式，自己谋划的事情，哪怕天地都会顺着自己的谋划让路。
但现实狠狠打了他一巴掌，不只是这一次中日开战，而是他自己内心也清楚，自己主导的享保改革，实际上失败了。
从锐意改革，变成了修修补补，最终于事无补。
只是在内心，他觉得不是自己改革的思路有问题，实在是“命数奇也”，运气不好而已。
“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为父主持改革，奈何天道无常。原本稻米太贵，虽说谷贵贱金，奈何贵到离谱民不聊生，为父主持垦田。”
“垦田刚有成效，结果百年一遇的风调雨顺，连续三年暖夏，亩产百年所最高，于是米贱至无人问津，武士以米为俸，米价低贱，穷苦不堪，借了商人许多的钱。”
“为父好容易把米价重新稳定住，充实了财政，取消了上米制，重新让各藩参觐交代，府库里的钱也稍多了点。”
“结果立刻又迎来了连续两年的冷夏，关西地方，颗粒无收，数百万人饥不得食，米价腾跃飞腾，一揆遍地。”
“幸有甘薯，又铸币改革，总算没有闹出太大的混乱。可天灾之后，又有人祸，唐人又来攻打……”
“如今唐人压迫，若想将来自主，需还得从内部变革开始。只是，变革之事，何其难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天不予，如之奈何？”
“天若不予，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德川宗武心里并不认可德川吉宗的自我评价。
几句天若不予，说明德川吉宗认为自己是运气不好，赶上天灾，导致改革改到现在，改的一塌糊涂。
但德川宗武和自己的亲信小姓幕僚们讨论过，壮着胆子来说，有人认为改革的思路本身就不对。
甚至德川宗武认为，他父亲的很多改革，完全就是一拍脑袋就上。
有些，则是用当藩主治理一郡的想法去治理整个日本、用在当将军之前做和歌山藩主改革的经验来指导整个日本，这根本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些事，在一个村里是善政，拿到全国推广，那就根本行不通。
有些政策，可能在一个几十万石的藩下实行，百姓拍手叫快，但拿到全国去推广，那就会导致一场灾难。
比如德川宗武心里认为改革最失败的一件事，也或者说是整个折腾可以称之为“改革”而不是“修补”的一件事，连两年都没持续上。
德川吉宗做藩主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渐解体的过程。
百姓没钱——问商人借贷——用土地抵押——还不上钱——商人将土地兼并——继续放贷——越并越多。
于是德川吉宗刚一就任将军，就立刻出台了政策：禁止土地抵押买卖。
法令下达之后，所有土地抵押为不合法。
法令下达之前，已经抵押的土地，按照每年百分之十五的抵押价，分七年赎回。
结果法令一下，不到两年，日本大乱。
已经穷的要质押土地的老百姓，怎么可能还的起每年百分之十五的地价？
而一些百姓合作起来，拿着新出的法令，去找商人直接要地，不给钱，闹一揆，认为自己之前还利息已经还够了。
商人见到这个法令之后，也见到了百姓合伙要地的场面，索性宁可当地百姓饿死，也绝不借贷给农民半个子。
各藩都穷，贡赋使劲儿往上加，百姓更加没钱，无法度日，只能借钱。
商人不敢借，也不敢拿质押的土地，导致百姓索性扔了土地跑到城市求活，城市又没有那么多活可做，治安骤降。
土地扔了，农村凋敝，米价暴涨，各藩之前因为财政困难，都问商人借了不少钱。
趁着米价暴涨的机会，各藩正好还钱，否则米价低了更还不起，于是继续加贡赋以求在米价高峰期多收点贡米，折价还给商人。
贡赋越高，百姓越种不起地，又没处借贷，于是更多的人扔了土地往外跑……
原本想要保障小农经济的，结果适得其反，米价腾跃、土地荒芜。
幕府和藩主武士们，只收贡，却并不救济百姓，日本不要说青苗法，连个常平仓都没有。
既没有青苗法、也没有官方借贷机构，更没有官方控制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所有生活物品，做到法家管仲那一套完全的官方控制经济，就敢取消民间放贷行为。
这已经不是一拍脑袋就上了，这是纯粹没脑子。
结果可想而知。
两年之后，这个唯一可以算作“改革”而不是“修补”的政策，就宣告作废。
至于应该如何改革，德川宗武也和自己的亲信幕僚私下里商量过，拿着海对面的历史以史为鉴，研究了半天，认为可以学的就是“高举《周礼》却行申商法术”的那位。
不求富民，但求富幕府。
不过既然此时德川吉宗认为他的改革是上天不给他机会，德川宗武这时候也不好说什么，想着避开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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