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来马，田平仍旧不敢骑马只是坐车。两人便去了一处附近的一处酒楼，随便要了一桌菜品，也没点陪唱陪玩的倌人。
才坐下，田平笑着扔给刘钰一本书道：“我妹妹叫我捎来给你的。”
刘钰扫了一眼，知道里面肯定还有信件，便先将书收好。
田平也不客气，自饮了一杯后道：“我回京这事，也是我那好妹妹跟父亲提的，只说不合适，也免得日后有什么事叫人攻讦。再者，如今松江那边管的事越来越多，银子收的也越来越多，我这样的品级也不适合管那么多了。”
“不过这几年又是收印花税、又是多了关税、股税，多亏了守常兄，这里面也折算了我的功劳。想想也是，如今松江就是个大钱袋子，地位不比从前。”
“父亲也觉得是这么个意思，在那久了，免不了惹麻烦。日后那里必是一个多事的地方，银钱太多，稍微管不住手，便要出大事。”
刘钰敬了一杯，笑道：“那里是肥缺，但也确实容易出事。既是升了品级，回来也好，远离那是非之地。”
田平既从松江回来，这应该不只是田贞仪和齐国公说的，而是此时情势下的必然。只是既主动提出来，皇帝也好借着这个机会调一调。
这几年松江蒸蒸日上，借助丝、棉产地的优势，对外贸易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这个钱袋子日后只会越来越大，皇帝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了，所以既是让齐国公兼领关税的事，田平也就只好离开。
看来皇帝对将来的贸易收入信心满满，只怕日后松江海关、交易税等等部门，要安排节度使品级的官员去管，而且还得是皇帝的心腹。
不管是自己，还是即将成为亲戚的齐国公一族，日后可能很难再伸手这个皇帝眼中的大钱袋子。
“田兄既回来了，又授何职？”
一说这个，田平脸色就难看起来，苦恼道：“旧职已去，新职未授。但我可能要被扔到欧罗巴去，做驻使。”
刘钰大笑道：“不能吧？当年跟着你父亲去欧洲的人可是不少啊，应该也是从那里面挑才对吧？再说在松江就避嫌，在外交部就不避嫌了？”
田平苦笑道：“外交驻使，避什么嫌？和我一并选出来的人好几个，过些日子我们就要去学些西洋的礼节。况且西洋诸国又非只有罗刹和法国，那些人便是去过，也还不多是走马观花？我在松江，总还了解关税等事，亦知行情。”
“陛下又讲了个故事。”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说罢，田平道：“陛下以为，若以科举臣任驻西洋，其心必怨，以为天朝体面全无，必不尽心，且多以为耻辱、流放。而且其辈重礼，不能‘从其俗’，恐因礼节上的事，出现不快。”
“我等这些武德宫里出来的，又是接触过西夷的，本身也不那么偏执。加之驻外大事，必以本国为重。陛下以为，勋贵子弟，顾及家中，不那么容易收受西洋贿赂，亦或将一些事和盘托出。”
刘钰点点头，心想皇帝想的有一半有道理，有一半没道理。
自宋之后，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对于一些事确实看的很重。
这也难怪，自信之下，天朝体系尚未崩解，主动外交，无疑是奇耻大辱。
当年占了澳门的，又是葡萄牙这等天主教国家，明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必然是天主教徒。大顺之前能看看外面世界的，也还是那些天主教徒，但信仰问题和宗教问题，使得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
此时的大顺还没有蒙古那么强的军力，不说逼得教廷出台1258年赦令，允许天主教徒祭祖等，就连逼教皇把这份文件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能力都没有。
历史上直到日本那边的天主教徒不拜天皇被“天诛”、伪满洲国需要祭孔等缘故，这才使得天主教允许东亚教徒祭祖、祭孔——上帝之名，也是那之后才允许使用的，因为“上帝”是“东方的异教邪神”，不可以称呼陡斯之名。
现在这种情况，是天主教徒的，从教皇搞出礼仪之争后，基本上就彻底完蛋了：你们天主教徒祖宗不拜、孔夫子周公也不能拜、皇帝也不能拜，那你们还是华夏人吗？
也是幸于徐光启的时代，耶稣会里还有些聪明人。要是当年就搞礼仪之争到如此剧烈的程度，就明末的那个环境，天主教徒有一个算一个都要被喷死。
如今士大夫们对大顺降下天朝身份，和西夷外交的事，本就相当不满。
派他们去当驻外使节……不说能不能办成事，很可能今天下了任命，当天晚上就写了绝命诗上吊自杀以免其辱。
就像是满清末期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时候，弹劾郭嵩焘的三大罪之一，便是因为天冷，英国人给郭嵩焘披了一件外套，于是被弹劾，认为“宁可冻死，亦不当披”。
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东西，罗马人不会因为卡莱战役就认为该全盘游牧化；中国也不会因为白登之围就把自己变成匈奴，这是千年文明积累的自信和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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