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李欗还不能理解其中博弈的阴暗。
大顺要南洋，要巴达维亚，要班达，要锡兰，这都需要华人。没有人口的占领，是毫无意义的。
大顺自己移民，花钱不说，热带百分之五十的死亡率，强制移民去台湾都有哭声，劝君莫要去台湾的歌谣，传唱在闽南各地，况于南洋？
可以逼到百姓活不下去而自己“主动而自由”地下南洋，但官方移民只能是辅助，这一点英国就做的很好。
以大顺这悲催的基层控制力、官僚惯性，搞大规模官方行动，必然要成为一场灾难。
正如馒头所担忧的那样，英国可以对新闻报纸和舆论管控到那种程度，无论是基层控制力、还是行政手段，大顺都差的太远。行政管理本身也是一种科学。
大顺朝廷所能真正管控的人口，其实也就几百万，剩下的实际上根本管不到，也控制不了。
此时当然不可能允许荷兰人把巴达维亚的华人都送回来。
从明朝就开始的移民，让人打包送回来，且不说回来无事可做必要造反、大顺也没官田给他们……便是这数百年的南洋人口积累毁于一旦，也绝不可能接受。
让荷兰人花钱把人送到锡兰、班达，这年月强制移民，还是在热带，必是要死至少三分之一的。
这一点刘钰知道、齐国公也知道，但李欗根本不懂，年轻小伙儿以为移民这种事往那一送就行。
送去锡兰、安汶，则仇恨让荷兰背着，移民的钱让荷兰花着。
这对大顺和荷兰而言，是一场双赢。
大顺是赢。
荷兰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赢。
荷兰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抛开种种迷雾，单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巴达维亚的事，也可以很清晰。
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是一家公司。
公司要以盈利为目的，要以回馈股东为第一目标，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兰不准非公司的荷兰人在荷兰的巴达维亚自由的贸易、荷兰不欢迎非公司的荷兰人在荷兰的巴达维亚定居。
巴达维亚的华人困境，也源于此。
当初蔗糖这个产业很挣钱，所以公司董事会决定了，大力扩张蔗糖业，确实有补贴和贷款支持，百分之九十五的蔗糖业也是华人在经营。
爪哇本地人……且不说有没有种甘蔗的技术，村社还未解体，自己还有土地，稍微干一干就饿不死的热带环境，给钱少了谁肯去砍甘蔗？
华人要的钱少，下南洋到这里还没有地，技术好、工资低、效率高，自然是尽可能雇佣华人。
荷兰人知道华人种植园主私下买卖华人奴工的事，但却假装不知道，从而配合华人种植园主压低工资：要么接受契约奴的低工资，要么高等华人举报华人奴工没有居留证，你不接受最低工资就去给荷兰人服劳役判刑。
董事会脑子不好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导致蔗糖行业扩张的太大。
然而，到现在，原本的第一大客户欧洲吃上了加勒比糖；第二大客户萨菲波斯爆炸了；第三大客户日本锁国了。
结果，可想而知。
董事会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过度扩张，没有提前部署转型，但这后果自然不可能让董事会来承担，而是必然转嫁给雇工。
第一选择自然也是解雇工人。
如果是一个经济多样化繁荣的地方，解雇之后，雇工或是可以当小贩，或是可以找些别的活混口饭，社会还能保持稳定。
但若是整个地区的支柱产业忽然垮掉，解雇之后，雇工一分钱没有，找别的活也找不到，自然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做安安饿殍，乖乖饿死。
要么，加入巴达维亚的华人乌衫党，吃他娘、喝他娘，打下巴城自称王，快快活活做一场。
其实东印度公司也有两个选择。
要么，雇工之前为公司出力颇多，解雇之后每人发一笔钱，保证饿不死，然后慢慢转型。
要么，杀。死了，不就不需要吃饭了吗？
东印度公司的选择，决定了当地华人的选择，而不是反过来。
然而随着大顺开始逐渐变革，外交部的出现，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了另外一个选择。
把这些雇工扔还给大顺：利润我来拿、救济你来办。
单就大顺朝廷而言，荷兰人这一招反将一军还是有杀伤力的。
先和大顺说：要遣返。
大顺同意，则打包扔给大顺，当地完成蔗糖业削减，转型，把这些逃离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华人再扔回人口早已饱和的福建，顺带清理了当地华人，免除后患。
大顺不同意，屠杀出现，大顺就得背这个“不顾子民”的大黑锅，想来大顺也只能自己淡化此事，不会借机生事。
但当刘钰带着一艘战列舰、四艘巡航舰抵达天津之后，事情就又有了另一种答案。
杀，这个选项，在大顺战列舰的炮口下，已经可以被东印度公司排出了。
军舰去巴达维亚宣慰，原本一盘散沙的华人在炮舰射程之内，定会知道自己“不是谁”。
那就只能捏着鼻子，拿出一点点钱，安排这些雇工去锡兰、安汶“再就业”。
这里面的博弈过于阴暗，牵扯到数万人的生死，不用和李欗讲清楚。
但整件事的视角，刘钰还是用了资本主义公司的视角去讲，之所以没有单纯地用民族视角去讲，因为这里面绕不过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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