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过之后，李淦的神色渐渐严肃起来。
看过一遍，又看了一遍，放下奏章，沉默不语。
这封“上书”，看上去有点像是“蚊子狱”，明显是借题发挥。
每一条变革的前面，都有一句“国子监诸生教育我说……”
借着那些国子监的“大义凛然”的话，曲解其意，把每一句话都进行了重新解构，处处都打在了士绅的软肋上。
你说义利之辨，就说既然是为了“义”，为了等级制度尊卑有序，那就收钱呗。加钱后雇别人服役，这是宋明之法，既保留了士绅体面，又减轻了民众负担。优免当然可以，但优免得有限额，查清楚限额，这在大义上你们也不好说什么吧？你要反对，那你不是君子啊，你这是言利的小人啊。
你说要增加圣人之言断绝夷狄学问，那就干的更进一步，闭关锁国，连出口都不准，让江南那些投入产业出口导向的士绅哭都没处哭去。
你说武德宫要废几何而加圣人言，那就废。废掉后，让武德宫的学生去江南呗，省的你们整天说武德宫子弟少圣人学问，不能治国。
你说不能堕国朝体面，那就不堕。加税，前朝不是有辽饷、练饷嘛？本朝也可以加个边关饷。
你说只要教化士兵，让士兵知道忠君大义，那士兵自然勇气倍增。那就教化，让国子监学子、要考举人的秀才们，统统去边关教化士兵……
每一条看上去都在说气话，很多纯属就是没事找事，可也有很多是完全可以实施的。
陈震这样的年轻人，李淦见的多了。
一腔热血，却缺乏实践；不切实际，却以为自己大义加身。
这叫“好高骛远，不肯埋头苦干，好作大官，否则就认为大才小用，埋没英雄，做一行怨一行，这山望着那山高，大事做不了，小事不肯干，就是干起来也是无计划……”
这种人的话，听听就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朝堂里没几个人会真正在乎。
李淦是真没想到，刘钰可以这么玩儿。
看上去是在胡闹，然而有些条目，分明就是指明了一条变革的路。
比如上面说，可以在武德宫里，复唐时的明算之科，再以本朝的需求加增。
如加增胥吏之学、会计之学、仵作之学、量田、农学等等，培养足够一省或是一府所用之才。
若有需要，则空降至此，不论上下全面接管，清查土地、审核案情、报备税赋种种。
这些人直属皇帝，或者由皇子出镇，与当地的乡绅毫无联系。
又因为从官到吏一应俱全，也不用担心当地停摆。
加上非是常设，所以也不用担心在当地扎根。
由皇帝直属、皇子出镇，又完全不用担心当地施加的压力。
只要办上几场，杀鸡儆猴，别处自然会干净一阵子。
而且完全不用养多，只需要三五百人就可，一年朝廷不过多出个几万两银子。
隔三差五地出去巡查一圈，不说几倍的银子能弄回来，最起码能给大顺多续几年命。
因为武德宫不是走科举体制，而是更类似于汉唐的良家子和羽林郎，所以也不用担心这股势力被别人插手。
吏部文选司升格后独立出的文谕院，尚且还有文官控制，但武德宫的人却完全是依附皇权的。
以老五营世兵为六郡良家子、以武德宫为羽林郎，自然也有大问题。
汉唐既有壮阔，也有危机。
这一点刘钰在这封闹事的上书中没说，但是之前已经说过了：改革军制，有制之兵，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亦可一战，增强京营禁军的实力，所有中层军官出自新办的军校，皇帝直接兼任校长，中层军官都是天子门生。改革掌兵、领兵、练兵制度，骁将悍将去权而入参谋部，以年轻人充斥分其权责，使得皇帝可以始终借由参谋部做战役指导，保持军中威信。
同时增加燧发枪和野战炮的数量，从而使得任何军队没有中央政府的后勤都无力作战。改革越深，对后勤的依靠就越大。
这样应该可以避免出现唐是藩镇和汉时将军之祸。
这些东西互相依托，渐成体系，以至于这封看似胡闹的上书，其实就是一份最起码有一定可行性的变法方向。
不过只说了一半，另一半在北疆的时候私下里说过了。
清查田亩、征缴逃税、强化版的一条鞭法、士绅一体纳粮，在实行之前可以选择一省试行，更需要用中央直属的人才。
这个人才太宗创立的三舍法和五营世兵已经预留下了基本盘，只需要增加一些胥吏之学，完全可以满足一省、一府之所需。
至于什么不去边关教化不得考举人之类，那都是扯淡的废话，既不实际，也容易闹出东南倾覆的大乱。
政治的艺术在于妥协，妥协的基础在于互相威胁。
真要是武德宫增加实学、胥吏学，那等同于皇权又有了一把可以威胁士绅的刀子：用不用是一回事，有没有能力捅你们又是另一回事。
前朝教训就是妥协的艺术玩砸了，文官只能威胁，集权的政府却无力反威胁，到后期也就根本不存在妥协了，江南士绅彻底烂了。
而这封奏疏的杀招之处，在于全是阳谋，没有阴谋：科举士绅的手伸的再长，也伸不到老五营世兵和武德宫那里。
武德宫每年招收一批可以实行清查田亩、会计计算的人，秀才不屑于干，有的是人愿意干，当大头兵一个月才二两银子，老五营世兵们不想当大头兵的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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