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绘，章越，章惇，曾布，邓绾等人一并至中书与韩绛，吕惠卿禀润笔费之事。
一般翰林学士见宰相，必穿着尊重，必须手捧笏板脱鞋禀事。
章越上次来政事堂，也是免去了脱鞋持笏之礼，因为他是端明殿学士。至于杨绘是翰林学士承旨，章越免了他没有不免的道理。
但章惇亦如此，手上也不拿着笏板，穿着鞋便入了政事堂。
章越知章惇拿捏得非常有分寸，韩绛是个厚道人不会训斥，吕惠卿则欠了章惇一个大人情，更不会如何。
章惇自是倨傲惯了，杨绘与他互不对眼，章越对他则敬而远之。
至于曾布和邓绾穿戴得规规矩矩。
数人见了韩绛，吕惠卿，便说起润笔之事。
韩绛也是任过翰林的人，深知润笔费在翰院的陋习。
章惇陈意是取消润笔钱的陋规，杨绘则说了其他学士们的想法。韩绛决定上奏天子将润笔钱悉数作为公使钱。
此事杨绘不太满意，他其实想将分作三份，一份归官员，一份归院吏，一份归公使钱。
不过韩绛安排了，也只好如此。
接着杨绘当着韩绛，吕惠卿二人的面便批评起了手实法。
在杨绘眼底免役法已是够奇葩了，没料到手实法竟更进一步。
其实杨绘这般高官不用说，在民间大多数官员，甚至老百姓眼底都是对手实法进行妖魔化了。
但章越身在局中仔细听来，却觉得这手实化不能怪吕惠卿太多，不过大家对吕惠卿不信任有什么办法。
一般前相公罢相后，新相公执政时期。
因为前相公在位积怨甚多，打压异己势力太狠，所以到了新相公登位了，众官员都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刷新政治。
但过了一段时间，就转而失望，甚至很多人都念起前相公的好来。
从韩琦谢政，再到王安石拜参政时，从嘉佑四友到百官哪个不是对他怀有期待。
而王安石罢相后，百官对接替他进行变法吕惠卿本就没有多少好感，属于人望一直不高那等，如今王安石罢相近半年了，特别是吕惠卿提出争议颇多的手实法后，更遭到百官抨击。
说到这手实法。
熙宁三四年已是重造五等簿，是由司农寺的邓绾和曾布主持。
按照每到闰年一造五等簿的原则，如便要再造五等簿。
所以说吕惠卿在今年再造五等簿的基础上，提出了首实法，目的是从过去官员和户主说多少报多少户等，改为确实查证，告密悬赏。
其中最遭人诟病的，就是鼓励举报，任何举报的人可以获得隐匿者三分之一的财产。这与汉武帝的告缗法如出一辙，当时告缗法是允许告发者得到对方二分之一的家产。
此法由吕惠卿之弟吕和卿提出。
杨绘道：“以往司农寺造簿是先定免役钱钱数，之后县里再至地方造簿，为了造簿，故而不少地方官吏升户等以适造簿。”
吕惠卿则道：“我已在御前解释多次并无迹，下面的州县禀上来并无超升户等，甚至多有隐匿上等户而列入下户之举。”
杨绘因此事与吕惠卿吵过不少次，吕惠卿怒了说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你不要一直揪着这事不放。
杨绘道：“邓中丞亲口与我承认，怎会子虚乌有？”
吕惠卿怒瞪邓绾。
邓绾解释道：“先量以州县户数再定役钱，不过是莫约之数，至于估与估不准则在于州县官员，至于州县所报是否详实，并非是司农寺所定。”
三司对地方的状况是捉瞎的，先是估计一个数字，让下面官员去报，然后几个官员各自报一个数，最后取一个平均数。
邓绾费了老大劲解释清楚实情是这般。
吕惠卿道：“所谓首实也是让民户先自报，以此厘定明年的免役钱数。说到底还是之前的五等丁产簿多有隐匿，书手与户长相互勾结，以至于隐瞒无实，检用无据。”
“故而这才造簿清查！”
杨绘则道：“户等之事模糊知之便可，何必如尺椽寸土，鸡豚家畜均预陈报？又何来不实者可许赏告？”
吕惠卿的手实法最大的争议，从原先民户自报，官府确认，到了民户自报到赏告追查。
还有一个就是查得太细，弄的百姓人心惶惶。一只鸡一只鸭都不放过，都要仔细汇报。。
章越心想，这手实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差距，说白了就是主观到客观，理想到现实的问题。
以宋朝之落后的官僚体系和统计方式，能承载这手实法吗？
不过吕惠卿则是铁了心要推行此法，
杨绘道：“此法真乃商鞅之术，一旦手实法流世，则百姓之间，甚至亲属之间，则相互告密。”
“昔商鞅有言，用善则民亲其亲，用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之者，善也，别而规之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
杨绘批评这手实法最大的问题，会导致亲属之间相互告密，这会破坏儒家传统的亲亲相隐的制度。
但话说回来，吕惠卿也知道执行层面的下层官吏靠不住，所以就靠百姓之间的告密。
可鼓励百姓告密，又会使社会风俗败坏，人人自危。正如商鞅就鼓励告密揭发，朝廷使用奸民而不是善民。
杨绘与吕惠卿争了数句后不合而去。
众人觉得没意思亦陆续离开，章越到府后得知韩绛心腹让他退衙后过府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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