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理论确实是正确的，从宏观上来看，这样的政策确实最能促使总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达到这一最优化状态是需要时间的，在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呢？
具有先发优势的工业国家在贸易中赚取了更多的利润，从而能进一步发展工业、降低成本，而农业国的工业则受此压制，难以自发发展起来，只能转而生产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差距越拉越大。直到两类国家的财富有了天壤之别，农业国的人力成本有了比较优势，工业才会向那里转移。在这之前，是典型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意志经济学家（那时德意志还只是个地理名词）弗里德利希·李斯特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他指出，一个后发国家应当提高工业品的关税，以保护本土工业的发展。这一理论看似与重商主义一致，但实际上内核已经完全不同了。
李斯特实际上是认同自由贸易理论的，认为这是达成效率最大化的真正方式，只是通向最大化的道路相当坎坷，因此应当保护自己的工业进步，加速通往最大化的速度，在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就可以撤销保护让国内工业走出去自由竞争了。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一个国家在外部贸易中，应当对弱势产业进行保护，强势产业则放任自由竞争；而在内部贸易中，则应当尽可能地促使自由流通和竞争，以让资源配置最大化地自发优化。这样的理论更为符合实际，契合后发国家的需要，因此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英国之后崛起的国家，几乎全部奉行这套理论，一直到21世纪也不例外。
东海关税同盟的关税制度，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其实说实话，以东海工业的领先地位，应该奉行自由贸易理论才对，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一来他们无法强迫别人免除关税，二来在其他经济体不计人力成本的封建经济模式下，他们那点初级工业产出的产品很难说有什么价格优势，所以还是先把自己保护起来的为好。
处于这种税制之下，从事海贸的商人们为了趋利避害，自然会减少手工商品的输入，转而更多地输入东海市场更需要的低关税物资。当然，由于税率整体仍然不高，而当前的海贸利润和运费都偏高，所以也未必完全会如意。
辛守成今天带来的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挑选出来的，其中金属完全免税，其他的虽然税率不算低，但利润更高，就算扣了税仍然合算。
不过，其他人就未必有这种远见了。
在谈妥了实物税与货币税的缴付比例之后，辛守成将剩下的事情交给了账房，自己又下船逛了逛。
在码头不远处，他偶遇了一伙来自常州的海商，刚打了个招呼简单介绍了一下，对方就不禁抱怨了起来：“真是倒霉，走的时候不知道这事，来了这边才发现丝绸的抽解都到两成了，这东海国打赢了仗，底气足了，心也真是黑了啊！”
原来此人家里是经营丝绸布匹的，这次带了一大批各类丝绸来。他的眼光其实挺准的，本来，从南方往北方运丝织品并不是一个好生意，因为山东本地的丝绸产业就相当发达，南方丝绸竞争力不大，一般只运些高端产品来丰富市场。但是去年大战后，原先北方丝绸的主产地东平、济南大受影响，东海国发了战争财，消费能力又有所上升，所以趁机运批价廉物美的南方丝绸过来应当能大赚一笔。
实际上确实也没错，今年胶州的丝绸行情确实很好，供货量大减，需求量却下降得不多，价格暴涨。一般的绢达到了四五贯每匹，而上等的绸更是奔十贯去了，相比常州的拿货价几乎翻番了。而且受去年的萧条所吓阻，像他一样大胆往北运丝绸的海商并不多，他带了六千多匹过来，随便算算都有几万贯的赚头。但是没想到新鲜成立的东海关税同盟下手这么狠，一下子给丝织品定了20%的关税，从他手中扣去了好大一块利润，怎能不令他心疼呢？
丝织行业不是东海重点发展的行业，但是因为利润高，和棉布又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归属到了奢侈品行类，适用20%税率，还必须用货币缴纳。他这次就一下子要出几千贯的税钱，只能先把货押在海关等出手了一部分再缴税取货。当然，就算扣了税钱，他依然算是大赚一笔了，但谁会嫌自己赚钱多呢？
辛守成陪他感叹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那本税目手册，翻了几页，指着上面说道：“等等，赵兄，这上面不是说，进口丝绸若是再出口，可是凭票退税吗？”
虽然施行了贸易保护政策，但胶州本身是个重要的转口港，为了不妨碍这一部分的转口贸易，所以转口货物可以退税。具体来说，不同商品的退税率不同，像棉布这类在本地亦有大量产出的商品由于监管困难，所以不退关税，而丝绸这种普通商品则返还已纳税额的50%，相当于实际税率10%，比起过去保持不变。
“赵兄”点点头，说道：“刚才那税吏确实跟我这么说了，但是我就一海商，难道还能再走陆路运去西边‘出口’吗？所以没办法，这钱只能让本地坐商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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