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5月19日，中央市，五角堡。
三月份的全体大会，管委会报上去了一个包含了九个新设城市的浮夸计划，自然被大会否决了，不过其中的部分内容得到了通过。
原金口堡以及金口湾沿岸地区，新设金口市，定位为重工业城市。
原东海地区、城阳地区、青岛地区，统一规划，新设东海市，定位为轻工业和商业城市。
原蓝村镇附近以及大沽河西岸直到胶水河的区域，新设中央市，定位为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
以上三个市，暂时都只存在于地图和文件中，并未设置市级管理机构，仍旧由管委会全局统筹管理。全体大会仍然在东海市召开，但管委会驻地正式搬迁到了中央市，只不过现在中央市的“八卦主城区”仍然在图纸上，管委会还是只能在五角堡的帐篷里办公。
今天，张正义正在帐篷里对着一张地图，左手捧着一杯崂山茶，右手像指挥乐队一样手舞足蹈地写写画画着。突然，门口传来响铃的声音，他立刻严肃起来，把手背到了后面，喊了一声“请进”。然后帐门拉开，陈潜和张国庆各抱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嗨，首席，早啊。”张国庆先打了个招呼。
张正义招呼他们坐下，给他们倒了两杯水，说道：“真是稀罕，你们两个怎么一起过来了？”
张国庆递了一份文件过来，说道：“首席，我最近在乡下忙活，感触不少，有了些想法，所以请了陈哥一起，写了点东西出来。”
张正义接过来一看，上面的标题是三个大字《田顷法》，下面的内容倒是不多，就三张纸，他粗翻了一下，问道：“这是？”
张国庆咳了一声，正色说道：“我们应当重视农业，农业是一切产业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农业，我们才能把更多人口解放出来，繁盛其他的产业。”
张正义点点头：“嗯，没错啊，这不是传统政策吗？哪个朝代都会重农轻商嘛，我们实际上也是很重视农业的。”
张国庆连忙说道：“我们确实应该重农，但并不说就要轻商。实际上，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嘴上喊着重农，但他们并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重农，只会无脑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不但不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反而大大有害。真正的重农应当是最大化单位人力农业产值，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从事农业的人越少越好。”
“对啊，所以我们大搞农场嘛，现在都一个场工平均五十亩地了。”
“农场的路线确实没错，但我们不可能把全胶州的地都种了。胶州的农民才是农业生产的大头，他们生产得越多，能供养的城市人口也越多，他们自己的收入也会越高，进而购买商品的能力也会越强，这是个正反馈循环。而老实说，我们的现行农业体制，也就是全面继承前官府的封建土地制度，很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哦？”张正义抬起头来看着他，“这怎么说？你小子……难不成是想搞土改？”
张国庆一愣，然后连连摇头：“不是不是，形势大不一样，没到那时候。我的意思是，当前农业税制不合理，会阻碍农民扩大生产。”
张正义有些失望：“怎么不合理了？一亩地交个两三斗，税吏不用费心去统计真实产量，农民也对此有明确的心理预期，皆大欢喜啊。你是觉得现在的税率太高了？这也倒是，不过事急从权啊……”
胶东地区的农业税，除了乳山县只有10%以外，剩下几个县都是20%左右。这么高的税率，不论是相比之前的宋、金还是之后的明、清，都无疑算是是苛税了。在这些正规王朝中，朝廷正税往往只有个位数。
这也是分封制统治结构的特点之一，基层领主由于掌握了一定的武力，可以从治下的民众中压榨出更多的税赋。当然，中央政府并不能从这种税制中收益多少，元朝后来之所以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广泛的包税制，上面的朝廷没多少钱，下面的包税人却横征暴敛，最终导致了大范围的起义。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大一统王朝虽然正税很低，但是基层执行的时候，往往会层层加码，往农民身上强加各种摊派和火耗，再加上租佃关系带来的高额地租，所以真实负担也未必会低多少。东海商社征的这20%，基本就是最终税率了，中间的征税成本都由商社自己承担了，而且土地还算充裕，地租不高，农民不但能承担得住，还能提供徭役，相比其它战乱地区，生活也算过得去了。
征税这事就像毒品一样。当年东海人看别人征税的时候，为这20%的高额田税义愤填膺，但到了自己征税的时候，看看一边如决堤洪水一般的各项财政开支，又看看另一边“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最后还是忍不住萧规曹随，延续了这一税率，勉强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法来安慰自己。
张国庆摇了摇头：“不，税率确实高了些，但不是主要问题，问题是这个定额税收的模式，会抑制农业的总产量。”
陈潜在一边笑而不语，张正义略一思考，不太确定地问：“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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