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的坐在首位的检察员终于认出了方轶，心道：又是这家伙，这家伙太能喷了。多亏了准备充分，否则还真被他唬住了。
“检察员可以回应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审判长道。
“针对辩护人的辩护，公诉人发表以下观点：
一、本案可以适用死刑
我们认为，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致被绑架人死亡’，应包括杀死被绑架人的情形。‘杀害被绑架人’应当包含了实施杀害行为，但尚未造成死亡的情形。也就是说，‘致被绑架人死亡’，是结果加重的规定，而‘杀害被绑架人’则是情节加重的规定。
本案中，被告人孙大林在绑架中故意伤害被害人，导致被害人重伤，对被告人适用死刑是符合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立法本意的。
而且刑法修正案（九）也是秉承的这一思路，将绑架罪第二款修改为：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所以本案对被告人适用死刑是恰当的。
二、本案应数罪并罚。
本案中，被告人孙大林在绑架的持续状态中，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故意伤害被害人，致人重伤，其手段特别残忍，我们认为，对此有单独评价的必要。
如果将被告人的伤害行为“吸收”在绑架罪中，则无论勒索的钱财数量多大、伤害被害人到什么程度，只要被害人没有死亡，最高就只能判处其无期徒刑。我们认为这样做有罪刑失衡之嫌。因此应当对被告人的伤害行为按照故意伤害罪定性。对被告人的行为应当按照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完毕。”检察员道。
“辩护人可以回应检察员的意见。”审判长道。
审判长的头脑中已经对案件的判决有了大概的思路，没办法，手里的案子太多，这案子在开庭前，他只是大概扫了一眼，了解了下案情，至于其他的……全靠庭审了。
“针对检察员的辩护意见和回应，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不应适用死刑
辩护人认为，《刑法》有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新修正的《刑法》不应适用到本案中。公诉人的辩护意见存在一定瑕疵，理由如下：
1、如果将‘杀害被绑架人’理解为不仅包括杀害后果，还包括杀害行为，必然导致只要存在杀害行为，不管是造成轻伤、重伤、严重残疾还是死亡，都只能无一例外的判处死刑，这是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有违立法本意。
辩护人认为，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立法本意是强调必须具有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2、在司法解释和相关法律未对‘杀害’一词作出特别规定时，‘杀害’一词的含义应遵循普通人的理解，不应随意做扩大或限制解释。‘杀害’一词作为日常用语，虽然包括‘杀’的意思，但强调的是‘害’，即“死”的结果。
3、‘杀害’一词在刑法分则中，出现过多次，比如《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三百二十一条等，‘杀害’是被排除在‘造成被组织人、被运送人重伤、死亡’之外的，需要作另一罪单独评价，实行数罪并罚的。
但是在绑架罪中，‘杀害’是与死刑来配置的，因此，对绑架罪的解释必须从严掌握。按照旧《新法》的规定，本案不应适用死刑。
二、本案定性为绑架罪，不存在‘罪刑失衡’。
辩护人并不反对在绑架罪中适用数罪并罚，如果被告人孙大林的伤害手段特别残忍致导致被害人严重残疾，或者杀害未遂但手段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辩护人认为此时的杀、伤行为应当而且有必要进行单独评价，被告人构成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虽然按照绑架罪无法判处被告人死刑，但根据《刑法》关于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相关规定，法院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因此不存在罪刑失衡的情形。
但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不存在上述情况，按照绑架罪量刑，不会导致罪刑失衡。”
……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已经形成判决意见。针对控辩双方的意见，结合本案争议的焦点，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析如下：
本院认为，被告人孙大林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致重伤乙级，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应依法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孙大林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审判长宣判道。
听到判决后，孙大林一下瘫坐在被告席上，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他虽然爱钻牛角尖，但不代表他在死亡问题上也那么执着，现在他心中的希望没了。
孙大林不服，当庭表示要上诉。方轶也觉得这案子判死刑太牵强了，与法律规定不符，回到律所后，当天下午便开始准备上诉的事。
几日后，刑事判决书下来了，方轶起草上诉状后，再次会见孙大林，跟他确认上诉的意愿，孙大林果断的在上诉状上签字，离开看守所后，方轶将上诉状提交给了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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