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范仲淹奏疏一同抵达的还有一封除了赵祯之外谁也不知道的秘奏。
范仲淹作为皇帝信任之人，又是西北的重要官员自然拥有秘奏之权，这种直达天听的奏疏拥有者极大的权利，就像是能和皇帝说悄悄话一样，言语之中稍稍参杂私活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秘奏之中范仲淹便提到了关于甘凉以及叶安，强烈抨击了叶安挂冠而去的不负责行为，没错，就是在抨击叶安的不负责，在他的认知中同样觉得叶安没有叛宋，也不可能叛宋，这么做的行为只能说明他是个极其不负责任的士大夫。
对于这种人，就应该让国朝上上下下的士大夫，以及文人墨客去抨击他，文中痛骂了叶安挂冠而去的行为，称其是“充栋之才腐败而无务，年富之人尽是老朽之气，枉为文道之学！”反正从头到尾把叶安骂的狗血淋头，看的赵祯大为过瘾，只不过唯一让他不满的是范仲淹只口不提叶安这是在背叛大宋。
不过在对甘凉方面，范仲淹着重强调了应尽最大可能对甘凉采取渗透的方法，以微末之官悄然而入，再以国朝之厚待宽慰其心，不断的以派遣官员的行事使得甘凉称为大宋的右掖之地。
这样的分析一点问题也没有，可赵祯也从他的分析中了解到，范仲淹对甘凉的情况并不了解，也对叶安的情况毫不知情。
赵祯就是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为何所有人都觉得叶安不会叛宋，唯独自己认定这已成事实？
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也为了范仲淹能在西北暂时遏制甘凉的发展，赵祯不得已将皇城司查到了种种“证据”派人送去了延州。
在赵祯看来，范仲淹和大宋的朝臣们太过想当然，叶安的甘凉绝不会是如同府州的存在，相反它要比府州更加强大，甚至超越了当初李德明时期的党项。
不过从范仲淹的秘奏中还是能看出他的担忧，尤其是担心权利和财富之下会令叶安乃至甘凉的百姓发生改变，叶安不会叛宋，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叛宋。
赵祯觉得很可悲，自己一个大宋的帝王居然需要亲自去提醒朝臣有人叛变了，并且还要说服人家，这简直是赤裸裸的侮辱。
可没办法，人家不信啊！
朝堂上下皆是不信，因为在朝臣们看来叶安是文资出身的文官，更是甘凉与大宋贸易的直接受益者，甘凉的普惠商号乃是一等一赚钱的所在，若是他叛宋，还要不要与国朝通商了？还要不要赚钱了？若是真的叛宋，那不是疯了是什么？！
至于大宋的百姓就更不会认为叶安会背叛大宋了，都挂冠而去了，官都不要了，这难道就是背叛？在朴素的百姓眼中，显然是朝中有小人将要叶安给排挤出了朝堂。
唯有老谋深算的吕夷简站在了赵祯这边，当然还有刚刚晋升为枢密使的杜衍。
杜衍此人并不简单，算是朝堂上少有从最底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实干之才，叶安之前就与他在吏部流内铨时有过交集。
也是叶安第一次佩服大宋的朝臣有如此担当，那时选补条律繁多冗长，使得流内铨内之官吏大多受贿、钻律法的空子。
杜衍到任后恰逢朝廷整顿，杜衍恰逢其时以函装铨法颁布给属下，将本末典折全部说个清楚后，次日他便命令其他官吏不要升堂，各自在本署听取行文书，选举之事全部由他自己决定，使官吏不能谋取奸利。
流内铨中杂务繁多，杜衍的行为就等于自己一人把大半个流内铨的事物全部包揽下来，凭一己之力架空了整个流内铨，此举不光让他的下属官吏目瞪口呆，也让朝堂上衮衮诸公目瞪口呆，这哪里是当官，简直是拼命啊！
更可气的是，杜衍在包揽了流内铨的大大小小事物后，居然还能准点下职，下职之后甚至还能饮宴，次日还是能准时点卯，从那之后其名声便在东京城中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很快就被赵祯提拔改知审官院。
如今的杜衍可谓是更加嫉恶如仇，对于范仲淹变法之事乃极力推荐，甚至亲自上奏赵祯以自己为担保，而对叶安离京之事，他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厌恶，朝会之后便留身奏事，请求以重兵押解叶安归朝。
这也是为何李康乾能接到来自枢密院文书的根本原因，杜衍觉得以叶安的影响力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该去往甘凉，就算想成为一方豪强，也应该回阳城县去！
朝堂之上的老臣就没有一个好相与的，杜衍如此，吕夷简更是如此，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赵祯才对自己的猜测更有底气，只要叶安去往西北，回到甘凉，那就是叛宋！
万里之外的延州，原本还信誓旦旦认为叶安行为可耻的范仲淹却开始犹豫起来，他犹豫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别处，而是对面坐着的中年人。
“子乔兄所言恐有夸大其词……”
“希文啊！你……你呀，你！到现在还想着叶安能够回头是岸，可他早已不打算与我等同朝为官了！瞧瞧如今的甘凉，别说是咱们西北诸多州府，便是京畿所在的河南府能够与之相比吗？兵强马壮，繁荣鼎盛，每日货物不知万巨的往东京送，东京的钱财，货物又不知几何的往这边来，其中利厚多少你我不得而知，就连朝中派去的税务司官员也是一问三不知，这可是大事！再者说我可听闻叶安在京兆府被截，可最终却能全身而走，京兆府定边军三个指挥没留下他，可见其手中兵卒之彪悍！若其独霸一方，时日长久恐国朝又多一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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