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报纸直属财政部，比《大公报》这些私资性质的报社更要讲政治正确性。现在他们无中生有的炮制出这篇报道，很难说不是部里的意思。”
“部里的意思也就是内阁的意思，内阁的意思也就是陛下的意思。……皇帝要对朝鲜下刀子了？？”
潘茜分析着分析着，目光就不由自主的落到了茶几上摊着的一份《金融日报》上面。
“…………朱明时代朝鲜以米布作为实物货币通用全国。国家包括田赋在内的各项收入，全部通过贡物制度来实现。在贡物制度下，代纳人为谋取重利，农民往往要缴纳高出几倍的贡物。
壬辰倭乱期间，军粮供应成为首要问题，事实上也不发继续征收贡物，因而在忠清道和全罗道改征大米以代替所有贡物。战后十年，又在京畿道试行‘大同法’，把以往向宫司为首的中央各司献纳的常贡（别贡除外）及向地方官厅献纳的需米和其他杂物全部废止，代之以对土地一律征收大米的制度，所征收的大米称为‘大同米’。在京畿道试行‘大同法’之后，足足过了百年，伪清康熙晚年，朝鲜除西北的平安道和咸镜道外，各道才都逐步实行了大同法。
在实行贡物制时代，名义上贡物是任何人都须缴纳的，但两班贵族、豪门势家常得以免税，就像中国明清的士大夫一般，通常是不交税的。举国税赋全部负担都落到平民身上，同时由于代纳人剥削严重，宫廷和官府实际收入反而很少。大同米只是有土地的人才缴纳，按理因而对无地或地少的人应该是有利的。然而，由于依然存在向宫司或中央官厅献纳地方特产的‘进上’和‘别贡’，以及还须向地方官厅缴纳如木炭、蜂蜜、鸡、野鸡之类的物品，佃农身上的负担一点也没有减轻。
只是一场倭乱在严重损害了朝鲜的利益的同时，也重重打击了朝鲜国内的各个阶层，人口减少的同时空余的土地也大大的增加。
王室的权利受到了压制，两班贵族集体进入了恢复期。一定程度上反而巩固了朝鲜的统治。
因为李氏朝鲜的根基是两班贵族，当两班贵族在地方上的实力和统御力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他们虽然发展出了旺盛的势道政治，但是李氏王朝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存在也更见稳定了。
王权几度被削弱的李氏朝鲜，并不是王室一家的王朝，而是权力属于大家，属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后者是陈汉政治学院里提出的一个新词汇，很新颖，但也很好理解。
就好比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赵宋，国家的权利并不单单属于赵氏皇帝，还属于天下的士大夫和其在朝廷中央的代表。
而陈汉现在的做法就是把士大夫阶层扩大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可以做官的资本不再是单单的孔孟文章，而是整个文明的之事。未来的官员全部是‘读书人’，‘读书人’却比原先的士林阶级扩大了十倍、百倍，一定程度上，当陈汉的这一体系建立，陈汉的根脚会更加的稳固。
只是现在这一体系还没有健全。
上一时空，普鲁士在拿破仑大军的威胁下的时候。威廉三世让威廉·冯·洪堡对普鲁士的教育进行了改革，他重新改革了普鲁士引以为傲的义务教育制度，让所有阶层的子女都有相同的机会接受教育；建立了柏林洪堡大学。此后，布累斯劳大学、波恩大学陆续建立。
腓特烈·威廉三世曾对从拿破仑占领下的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讲到：“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因为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他甚至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在那个时代，是教育改革为普鲁士迟到的工业化飞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科学技术人才基础，成为普鲁士重新崛起的动力。
而陈鸣现在正做着与腓特烈·威廉三世一样的事情，只是对比威廉三世让自己的国家好变得更加强大的打算，陈鸣却是想要自己建立的王朝更加稳固。
师范，教育，坚持不懈。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后，中国可能依旧达不到适龄儿童97.5%的入学率，但是上学、考大学必然会想21世纪的中国一样，成为全社会各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
毛奇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那么陈鸣也希望，自己建立起的这个国度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得到了巩固。
朝鲜已经是陈鸣碗里煮熟的鸭子，那他就要对朝鲜‘大开阔斧’的进行改革，让朝鲜主动的‘传统’全都抛到下水沟，让朝鲜变得跟现在中国一样一样。
所以他要先搞一波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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