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亚洲各参战国，盯着欧洲战局的时候。
西北中共中央驻地，窑洞中依然昏暗，但随着一群外国记者的市场光顾，摇动的主人越来越忙碌起来。
白天，刚刚和美国记者斯诺长谈《持久战》和中国淮河以北战区，对日已经具备反攻能力。主席的健谈，说的斯诺一愣一愣的，作为《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中国战地记者，斯诺每天都要着手准备大量的新闻素材，发往美国。
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像斯诺这样的记者，是不被重视的。
但也有例外，国军大胜的时候，往往能够收到军政部，或者侍从室的邀请函，参加酒会。当然在酒会上，主持酒会的高官会在尽心之余，宣布他们的好消息。这种传统，据传是源于封建王朝，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被誉为‘与民同乐，万邦来朝’。
斯诺毫无政府背景，不过是一家报纸在中国的驻地记者，参加这样的就酒会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他更喜欢在各个战区奔走，而最后，他决心在北方，这个红色政府的中心地带，用他的话来说‘我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给美国带去最真实的中国资料。
主席是忙碌的，和斯诺等外国记者大谈抗战形势之后，傍晚还要迎着寒风，骑马半个小时，赶到五里外的一处小教堂内开会。
日军占领北部湾之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已经成为事实，这个消息，对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来说，看到了日军南下的希望。
一直以来，日本被美英卡着脖子，连荷兰这样的欧洲小国，都想在战争中分一杯羹，用东印度的石油和橡胶，换取日本的黄金储备。
这让日本海军恼怒之余，有了蠢蠢欲动的想法。
进入越南北部，和老挝等地，正是日本南下的信号。美国人被欧洲的战局吸引住了，已经无法估计他们在太平洋的利益了。而日本的中心就在远东，远东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南亚。
汪精卫的叛变，让日本内阁看到了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身的希望。
他们幻想着，凭借汪精卫的政治人气，组建一支足以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伪军，来防御日军在全面侵华两年内占领的土地和人口。
对此，中G中央也调整战略，准备进一步加强日军南下后，对北方各战区的控制权。卓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看到，在中国，和平的困难程度，不亚于中国军民，将日军赶出国土。
从27年的那场政变开始，联合政府的构想，已经破裂。
在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
曾一阳在东北建立的根据地，幅员辽阔，足够养兵之用。只要坚持到日军拿下的那一天，就永远不担心，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独裁政府时候还有存在的可能。
至于，抗战为什么会胜利？
只要日本敢南下，抗战获得最终胜利，就会缩短几年。一旦日本进入南亚，那么他们的对手就再也不是苏联和中国，而是美国，一个工业上强大日本十多倍的超级国家，世界海军第二强国。
通过十多天的讨论，中央终于决定，在原来40军的基础上，建立第四野战军，成为战略反攻的信号。
准备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将现在山东战区，河南战区的40军主力逐步抽调至东北，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商，加大对东北战场的援助，在未来的几年内，对东北战场扩军等等计划，彻底压垮日军在中国的统治。
在东北的1纵队，接到了一份组建野战军的命令。由中央、军委联名下达的命令中，任命曾一阳为第一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罗荣桓，参谋长谢维俊……
一系列的命令，让曾一阳看到了中央已经决心在抗战结束之前，和日军在北方争夺控制权。
重庆政府完全依赖华侨支援的战时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多次指责重庆政府的不作为。除了一年前的万家岭战役，74军强吃106师团之外，一年之内，各地的国军都相继和日军保持了一种相对的默契。
也就是，日本人不进攻，国军绝对不会发动进攻。
这种默契，直接导致了国军中不少杂牌军的将领，失去了以用开战来获取军饷和军需机会。国民政府一再拖欠杂牌军的补给之后，单单靠着山区和边缘区域的粮饷，已经无法维持军队的开销。
导致大量的杂牌军将领在部队溃散之前，心思有些活络起来。
武汉保卫战之后，汪精卫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已经形同虚设，加上对抗战的信心不足，看到蒋介石在抗战中，不断的收拢对地方军阀的控制权，在抗战一年之后，其下所有的地方割据军阀，大部分都被瓦解，少部分臣服。
蒋介石的控制地位已经到了巅峰，要知道，在抗战之初，蒋介石实际控制的省级行政区只有5个。
从38年的叛逃，到39年进入上海，汪精卫的精神一直在一种亢奋之中，他以为只有自己开始拯救中国免于战火毁灭的英雄，不断的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献媚，期望能够尽快入住南京。
就在汪精卫满心欢喜，准备荣登大宝，成为第二个‘溥仪’的时候，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
汪精卫手下的大将，一直担任汪精卫和日本内阁往来协商代表的高宗武，突然联合汪精卫手下另一个重要人物陶希圣，将汪精卫卖国的最后一条遮羞布扯掉，将‘汪日密约’付诸于公，开始了他戏剧化的反角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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