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此次出兵，名为征讨残敌，已经没有什么大决战要打，所以多路出击。
赵文出武昌，进取荆襄，威逼四川；洪九指从山东入河南，直取潼关；苟全坐守京津，进攻正定，叩关山西。
三路大军各有战兵三军，辅兵十万，刻期一年之内，完成预定任务。不需要赵文攻入四川，总说陕西形胜，“秦陇据天下之上游，占西北之形胜”，似乎守住函谷关，就稳坐泰山了。实际上蜀道更加艰险，那才是真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洪九指的作战目的也仅限于河南，河南一马平川，有限的几个关隘，比如虎牢关等，在潼关（函谷关）等真正的雄关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满清也几乎是放弃了河南，从河南抽走了能用的兵力，这个方向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对去年苦战了大半年的洪九指部来说，也算是一种休养。同样不要求他们攻破潼关，进入陕西，有其他的办法。
从兵力部署来看，苟全这一路更像主力，陈逆直炮兵部队全部留在北京，将协助他攻打山西的关隘，对苟全的要求也更多一些，打进山西，占领山西，歼灭或者赶走嘉庆残部。
其实只要进了山西，一切就好办了，山西人在明清出名的是做生意，当兵似乎不太擅长，明清两代，甚至到了以后，山西軍队都不以强悍著称，这一点跟隔壁的秦军名声大相径庭。
大周三年农历四月出兵，五月形势已见分晓。
三路皆取得大胜。
满清溃败，已经不是人力所能弥补的了。
朱珪、刘墉和王杰三个最年轻的已经70多岁的老家伙，行政能力确实强悍，可是拄着拐杖的王杰，可以把陕西人乡勇一个个招募起来，刘墉可以把四川的钱粮运送出来，朱珪也可以让山西上下政事通顺，但他们都改变不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人心。
不是说周琅对百姓的吸引力有多么强，而是大家都觉得满清要亡了，甚至已经亡了。没人愿意站在失败者一边。
将无战心，兵无战意，周军这边则众志成城，士气高昂，加上火力强大，往往不需要短兵相接，大炮齐鸣，然后就是追亡逐北，漫山遍野的抓俘虏，清军凑起来的几万人一夕之间就会不复存在。
正定挡不住大周的强军，井陉同样。“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井陉确实是一处兵家必争的险关，可防守者是险关，同样也是险地，进出一条线，限制了大规模軍队的展开，可狭窄的地形，放大了火器的威力。韩信曾在这里打过背水一战，但清军却没有背水一战的勇气。
以山西绿营和招募乡勇为主的井陉軍队，朱珪做了大量的整顿，虽然撤换了不得力的军官，派上了可靠之人，但军官不会跑，却拉不住士兵的后退，精明的山西軍队，在大炮响起的那个夜里，逃了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乡勇帮了朱珪派来的高级军官，打开了关门。
山西乡勇献了井陉关之后，表里河山就打开了，走平定（阳泉）、寿阳，一路直扑太原而去。嘉庆再次跑了，他是有后路的，有后路的人，就没有拼命的勇气，他一路逃向陕西，从风陵渡渡过黄河，投奔王杰去了。
赵文与书麟在荆襄倒是打了几场像样的仗，有四川的财富供应，军需之类也不短缺，手下有三万清剿白莲教锻炼出来的老兵，可这批老兵被击垮后，也就开始呈现崩盘的局面，书麟在总溃败之前，选择了带着残部退入四川。
最容易的还是河南一路，这里是被清军放弃的地方，很多地方官都是在为大周守城，就等着大周来接收了，有些不想当二臣的文官，则挂印弃官走了。但没有一个县，一个府，说所有官员都跑了的，总有那些心思活络的人，知道未来前途就看此刻的表现了，同僚走了，就努力维持秩序，上司走了，就勇敢挑起大任，整个河南几乎都是这种样子，相当的平静，许多人是睡了一觉起来后就发现，他们从清朝子民变成了大周子民。
更多的则是州县官早就带着地方乡绅耆老，出城十里迎接王师了，而且这些人都不戴帽子，刻意两处他们减掉辫子后的光头。
洪九指兵不血刃直驱潼关，跟秦军对峙。
陕西这个地方，开发很早，秦汉时候就已经基本开发完全，关中平原的地力榨干榨净，到了明清时期，陕西已经是有名的苦寒之地，这里的人有人说民风淳朴，有人说沉默稳重，也有人说性情彪悍的，“秦兵耐苦战”的说法由来已久，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些性格的原因。
朱元璋灭元之战，也是最后攻打陕西的，徐达、常遇春这些悍将都参与了作战。显然大周是参考了朱元璋的战略的，洪九指侦查了巍巍潼关，也不由得苦恼，正常情况下恐怕真的是打不下来，纵向沟壑一条有一条，只有潼关一条线，布防太容易了。
陕西穷苦，又遭遇白莲教之祸，赤贫之人极多，大量应募入伍，不到千万人口的陕西，征募了四十万乡勇。
所以洪九指觉得自己恐怕没有独自攻打潼关的机会，就顿兵陕州，等待军令。结果只等了一个月，就让他进攻潼关，而且没有援兵，就让他本部去攻打雄关。洪九指倒是不怕，他渴望已久，北京都打下来了，天下的城池已经没有什么打的兴趣，还有挑战性的也就剩这谢借助山川地理之势的险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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