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
为解决军饷不足，朝廷决定加征饷银，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此项加征，便是明末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三饷之一“辽饷”。
这样的苛政，作为穿越者的皇帝竟然一直没有废除的旨意，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史书所载不可尽信，朱由校相信的是科学，依据的是数据，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轻易否定或肯定某项政策。
按照当时的物价计算，3厘5毫差不多就是一两斤米。每亩多收一两斤，并达不到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程度。
何况，现在还未到小冰河期灾害的高峰。虽然各地方也有灾患，却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大范围性的。这和历史上崇祯时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辽饷加派尽管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却不是不能承受的，更不是明末民乱纷起的主要原因。
而且，仔细看朝廷的加税政策，并不是按人头加的，是按土地。每亩增加一点，谁的田产多，谁交的税就多。理论上，应该是地主叫苦连天才对。
崇祯时的杨嗣昌，就表态支持朝廷加税，理由也是如此，“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说得很有道理不是，增加赋税还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还可以控制社会的两级分化。
但实际上呢，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绝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在辽饷出现后才有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杨嗣昌能不知道？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忽悠崇祯皇帝。
这样一来，朝廷每亩只是加收3厘5毫，老百姓却要缴3分5厘，甚是几十倍，上百倍。
所以，残民苛政的根源不在于加税本身，而在于执行上的偏差，既得得益集团的贪婪无耻。
还有辽饷的发放，从朝廷到前线，各级官员和军中将领，水过地皮湿，层层贪污克扣，到了下层的官兵，就从来没有得到过足额，穷得跟叫花子一样。
毕自严在出督辽饷时，就感触极深，在奏疏中写道：“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说得通俗一点，就算建奴不发动攻势，养着那些官员将领，还有叫花子兵，大明帝国也早晚要被拖垮。
而朱由校正是看透了其中的关键，并不贸然取消辽饷，专对贪渎官员下狠手。
文官不是成为集团了嘛，不是把贪渎当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官官相护，就欺瞒朕一人嘛？
那朕就重用厂卫，该杀的杀，抄家流放也不含糊，先从军饷贪渎入手，从兵部到地方，打倒一片再说。
然后是更换兵部尚书，再提拔铁面黑脸毕自肃，从督察院到厂卫，双管齐下将打击贪渎从朝堂扩展到地方。
天启二年，朱由校认为是最艰难的，最让他郁闷的。能用的人太少，你打翻一个，接替者依然是一个德行。
但到了天启三年，朱由校就感觉轻松了许多。贪渎和结党的官员干翻了一大批，而新晋的官员越来越多的能为他所用，朝堂势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地方上的情况也大有好转，利用杨涟、孙传庭等官员大力实施清屯弃饷，借着徐鸿儒造反，狠辣处置了一批隐冒偷漏的士绅地主，震慑了人心，使风气大有改变。
好转和改变，依然不是皇帝的最终目的。对官场的洗涤，对官员的处置，如同波涛拍岸，并没有停息。
督察院奉圣意设立巡查机制，州府设立专员，这还只是在制度上的加强。依靠厂卫的暗中探悉，则更令官员们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年年都有官员落马，数量越来越集中到地方，特别是县官这一级。
原因很简单，县官算是大明最基层的政府组织，收赋征税全是经他们的手。而贪渎害民，也是他们最直接地接触到百姓。
一项并不算重的加税，到最后竟变成洪水猛兽，难道不是这些基层官员造成的？而朝廷和皇帝，不过是他们贪渎害民的背锅侠。
对于敢让自己背锅的王八蛋，皇帝展现了贯有的无情和狠辣，也造就出几个酷吏似的督抚，江、浙巡抚魏广微和倪文焕则是最突出的。
魏广微上任时间较长，对地方情况调查了解，又有厂卫侦悉的情报相助，禀承圣意是毫不含糊。
朝廷所定的赋税是多少就是多少，地方敢加一文一毫，就是贪渎，不管你什么借口，什么原因。
先抄家羁押，再按照家产的厚薄确定刑罚。五千以下全家流放，五千以上砍头示众，家眷流放。
这个标准已经是朱由校有所放宽，但真正处置下来，大部分落马的贪渎官员却是人头不保。
刑部尚书薛贞略有些忐忑地将刑部拟判处死的罪犯名单呈上，偷眼看了看翻阅勾决的皇帝，心中安定了不少。
作为新晋不到半年的六部尚书之一，尽管薛贞自忖已对圣心知之甚详，平常也得过皇帝夸奖。但第一次秋后处斩，他还担心皇帝有所不满。
抄家杀头的官员真的是不少，甚至超过去年。主要是厂卫方面把精力集中于此的原因，而在赋税上的乱收滥征，也让朱由校感到震惊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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