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相赞同李凌威的说法，儒家思想的盛行，商人的地位在儒家眼里是低贱的，长期以来，天下百姓的财富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耕读。
耕是种田，农业生产，这是最主要也最正当的，因此地主在旧时代是得到尊敬的，他们靠土地、靠农业生产发家。
还有靠读书，读书本身是不挣钱的，但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就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当官享受俸禄，其实也是靠农业生产提供的物质条件。
此时常见的门楣上大书“耕读传家”就说明，拥有土地和学习儒家经典是当时人向往和引以为荣的。
这时的商业、手工业就被认为是“末业”，所以从汉朝开始商人的地位一般都是很低的。
“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的，有些商人尽管富可敌国，但要取得社会地位，就只能通过结交官府，或者花钱买一个官爵，像在清朝买个“候补道”。
许多成功的商人的经历说明，经商赚钱往往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一旦赚了钱、发财了，还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商人的身分，或者让自己的子女向“儒”回归，培养子孙读书，实在不行也得买官。
另外一个方面，旧时代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是权力所有制，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上生产出来的财富就都属于皇帝，他可以随时剥夺你。
皇帝如果剥夺你的财产，或者政府要剥夺你的财产，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一道命令就可以，自始皇帝统一天下，土地的私有制也是不完整的，皇帝或官府要占百姓的土地，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理论上讲，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不过是皇帝管理的资产，在这种制度条件下，人们想的不是改变制度，而是改变自己，通过改变自己的社会身分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李凌威清楚的记得《儒林外史》里范进一次一次考试的动力，因为一旦他成了举人就有了相应的权力和势力，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可以享受免役，连家人都可以免役，中了举就可以获得豁免权，就马上会有人来送土地，有人自愿投靠当仆佣。
历朝历代都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而且人们有一个习惯思维，就是除了种田和当官以外的致富肯定是有问题的，造成百姓长期以来是瞧不起商人。
而商人发了财之后，要么就是改变自己的身分，要么就是转化财富形态，如造花园、修宗祠、买官，还有，附庸风雅。当然附庸风雅也有积极意义，客观上是支持文化艺术事业。
比如清代扬州有很多盐商，才出了“扬州八怪”，“八怪”并不都是扬州人，他们能聚集在扬州是因为盐商买他们的画，资助他们。
但这样一来，商人赚来的钱并不是用作资本在市场上流通，商业就不可能继续发展，有人讲，乾隆的时候国力很强，生产规模可能比英国还大。
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暂且不论，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当时大量的财富不是在市场上流通，要么放在国库里，要么藏在富人的地窖里，没有起到流通的作用。
古代历来所谓均贫富，其实就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基础就是权力。
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权，这个政策马上改变了。
李自成得天下前的口号是“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其实原话是“吃他娘，用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但得了天下就不行了，百姓不纳粮，他靠什么维持统治？
就是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也一样，也要正常征税，不能老是打土豪啊。
这些都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对财富的观念是扭曲的，一说起来便是为富不仁，无商不奸，不义之财，总之，富与仁、义与利是对立的。
所以人人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怕大家穷，只要人人平均，反过来，生产水平本来就很低的情况下，要均富，富而均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实基督教原来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也是说发财致富不是光荣的事，但是新教通过对教义的伦理解释解决了这个问题。
认为富裕不仅使个人得到幸福，而且也是荣耀上帝，是为上帝增光，这样一解释，富的伦理问题就解决了。
同时也要求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做社会公益，这样，致富就是光荣的了，富人就是堂堂正正的了。
以往人们的观念中义和利是对立的，要讲义就不能讲富，富了就是为富不仁，这个观念普遍存在，所以有人富了之后，要编出种种神话，说明发财缘由，以证明是善有善报。
其实过去西方人也编这样的神话，新教伦理却提出了新的理念，作了新的解释，一个人能富裕说明有他能力，并且尽了努力，得到上帝的眷顾，也使上帝得到荣耀。
新教的伦理解释不是蔑视和拒绝财富，更不是仇视和打击富人，多少年来我们灌输和被灌输的，是把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品质了，得了利就不义了，富了人就变了，所谓“饱暖思淫 欲”。
有些观念是个人无法去改变的，就像大唐人们对钱财的认识，大唐百姓是世界上少有的特别喜欢存钱的人，乱花钱会被看成是败家子，《论语》中所谓“奢则不逊，俭则固”，说的就是这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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